60年代断代(7)_六十年代

60年代断代(7)

　　然而，一手要打开种种层面的半自律性，同时又把它们全部找在某种“结构整体”的终极统一性里（带着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最终决定性），这种努力在其自身的能量推动下，在其自身详尽阐发的对整体性批判的离心力的作用下，却朝向有违初衷的方向发展（这在英第斯「Hindess」与赫斯特［Hirst］的轨迹上表现得极为醒目）。将要出现的不仅仅是各种层面的异质性——自此而后，半自律性就会干脆转变为自律，且可以想像，在晚期资本主义这个失去中心又“精神分裂”的世界里，种种事例之间也许真的根本就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出现这样一个概念，即与这些层面中每一个相称的斗争（纯粹的政治斗争，纯粹的经济斗争，纯粹的文化斗争，纯粹的理论斗争），彼此之间或许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随着阿尔图塞式机器这样最终的“熔化”，我们便到了（仍然是当代的）微型团体和微型政治的世界里——理论上有局部或分子政治的不同叫法，但种种概念无论怎样不同，都被明白地看作是对一种“整体化”的老式阶级和党派政治的摒弃，这一点在妇女运动的挑战里体现得非常明显。其独特的新策略和关怀对许多承继下来的传统的“公共”或“官方”政治行为，包括选举政治，都不作理会（或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就破坏或败坏其名誉）。法国女性主义把“理论”本身视为本质是“以知识获取权力”的男性事业而加以摒弃（特别请见吕斯·伊里加雷的著作），这也许可以被看作是这特别的“哲学萎缩”过程中的最后一刻。

　　然而，阿尔图塞主义的命运还有另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将是我们以下转向对60年代文化领域之变化进行讨论的过渡。它牵涉的是“理论”这个口号在整个助年代逐渐取代“哲学”这个老词的意义问题。对于符号的“发现”，对于其与语言相关主题的发展（如在关于理解在本质上是一个共时过程这个概念里——它影响了像上面所描述的阿尔图塞式的相对非历史的“结构”的建构），现在要与对符号实践，对“结构主义”文本里语言本身的修正联系起来，自此而后被称作“理论”而不是在一个特定的传统学科里的著作。这一发展或变化有两个特征需要加以强调。第一是哲学著作传统典律发生危机或曰典律的消失（这是对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和体制进行争论的必然结果）而产生的影响。自此以后，新的“哲学”文本的意义将不再是被嵌入到哲学传统的问题和论争之中，这就是说其基本的“互文性”指涉是随意的，是应每一个新文本的出现而结成或解散的专门性聚合。新的文本一定必须是对其他文本的评论（实际上，如果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现在对需要加以解释、重写，以新的方式建立内在联系的一组文本的依赖将变得更加厉害），然而，那些文本却是来自最遥远而不沾边的学科（人类学、精神病学、文学、科学史），选择的方式看上去是任意性的：芒福德与安托南·阿尔托并排；康德与萨德比肩；前苏格拉底哲学，施赖伯总统，莫里斯·布朗肖的一本小说，欧文·拉铁摩尔论蒙古，以及一大批晦涩的出自18世纪的拉丁文医学专著。以前叫“哲学”的职业由此而被重建和置换：既然现在已不再有可以据此有意义地提出新立场和新陈述的哲学问题传统，这类著作便趋于成为可以叫做元哲学的东西，做的是很不相同的事：协调一系列既定的、已经建立起来的符码或能指系统；用专门参考著作之集合形成的话语来制造出一种话语。“哲学”由此变成极端偶然应景的东西：不是立志去表述具有更大“真理”价值的一个命题、一种立场或一个体系，而是生产一本元书（metabook），到下一个季度便为一本不同的元书取代。我们倒该把这叫做用后即扔的理论（今天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演变，其自身伟大作品经典的危机和消失——最新的发展已经扩大包容了曾经难以驾驭的盛期现代主义的杰作——与此有着明显的相似性。这一点在本文的下一节将被认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当代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在所谓再现批判里的特殊主题。通过勾勒这一特征的种种效应，我们或许可以对以上所说有一个不同的把握。用再现批判的字眼来说，传统哲学现在将被视为一种再现的实践——哲学文本或体系（误入歧途地）试图表达某种自身以外的东西，即真理或意义（如今以系统里“能指”之“所指”的面目出现）。然而，如果再现的全部美学标准是形而上学的和意识形态的，那么哲学话语便再不能抱有这样的使命了。它必须只能是另一个文本，添加进了现在所设想的无限的文本链之中（不必都是语言的——日常生活是个文本，衣着是个文本，国家政权是个文本，整个外部世界——我们曾经坚称是有“意义”或“真理”，而现在已被轻蔑地说成是指涉或“所指事物”之幻觉的外部世界——就是所有文本的不确定的叠加）。据此，当下流行的“物质主义”的口号在哲学和理论领域响起时便有了意义：物质主义在此意为对“意义”或“所指”（构想成与其语言表达方式相分离的思想或概念）丧失了任何信仰。无论一个“物质主义”的哲学在这一方面会是怎样的吊诡，一个“物质主义的语言理论”将会明确地改造“理论”的功能和运作，因为它展现了一种新的动力，其间不再是思想，而是文本，物质文本在相互进行着斗争。这样界定的理论（这个词现在大大超越了过去所说的哲学及其特别的内容，这一点以后会变得清楚明白的），对自身使命的设想使不是发现真理、批驳谬误，而是围绕纯粹语言表述的一场斗争，试图把用字词表达的命题（物质的语言）表述得无法暗含多余的或意识形态的效应。既然这个目标明显无法实现，理论的实践所带来的——在1967－1968年阿尔图塞主义的鼎盛时期表现得极其引人注目——便是以在文本化表述的物质性能指中开展永久性的游击战这种新形式向意识形态批判作剧烈而过分的回归。然而，随着哲学变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实践，我们便触及到了一项非置其于贯穿这一时期的普遍文化嬗变的语境便无法完全理解的发展。在这个语境里，“理论”将最终被理解为必须统称作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特定（或半自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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