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断代(4)_六十年代

60年代断代(4)

　　2．他性的政治

　　如果哲学史不是被看作某一系列不受时间限制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又是永恒之中有限的立场，而是被认为是试图对一个本身处在不断辩证转化中的历史和社会本质加以概念化的历史，其僵局（aPorias）和矛盾把所有承接相继的那些哲学都标为明确的失败，但从这些失败中我们却可以迅速读出它们遭遇挫败之对象的某些性质，那么，对而今那高度专业化学科的更加有限的轨迹作一扫描，以寻求“真实”或“具体”的60年代本身那深层节奏的征服，似乎也不是非常牵强的举动。

　　就这一时期的哲学史而言，有一些影响广泛的说法，其中之一是这样的：统识性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及其基本上是现象学的观点）逐渐让位于通常被含糊地称作“结构主义”的东西，也就是让位于各种各样的新的理论尝试，这些尝试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经验”，即它们发现了语言或符号（在这个领域里，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仍然是相对常规或传统的）的首要性。结构主义影响最大的典范杰作似乎根本就没有哲学性，但与新语言学本身一起，却可以被视为是克劳德·列维一斯特劳斯和雅克·拉康对人类学和心理分析所做的语言学的改造。然而，结构主义的鼎盛时刻却是一个天生不稳的时刻，有成为一种新型普遍科学的使命，否则就会作为另一种思想时髦而烟消云散。于是，结构主义鼎盛时刻的分类产品一方面可以被视作是对一种科学主义、对纯粹的方法和分析技巧（在符号学里）的精巧的运用；另一方面则可以看成是把结构主义的方法改造成积极的意识形态，其间伦理的、政治的及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从迄今为止更具认识论色彩的“结构主义”立场推断出来的。这最新的发展当然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后结构主义，同福柯、德鲁兹、德里达等这些熟悉的名字连在一起。这个范式虽然在关联指涉上明显是法兰西的，却又不仅仅是局部性的，这一点可以从经典法兰克福学派在哈贝马斯的著作里经由交流题源发生的类似演变作出判断；或从实用主义当下在理查德·罗蒂著作里的复兴看出，这种复兴带上了一种土生土长的美国“后结构主义”的色彩（皮尔斯毕竟是大大领先并超过了索绪尔的）。

　　哲学体制的危机和哲学家经典政治使命（萨特于此是我们时代的最高体现）的逐渐消亡，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关乎所谓主体的死亡：不仅是单个自我或个性，而且还有最高的哲学主体；不仅是我思，而且还有伟大哲学体系的作者。把萨特看成是传统哲学最后的系统建构者之一当然可以（但至少经典存在主义有一面也必须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形而上学，即虚无中存在性选择和自由的英勇哀婉性以及尤其是加级那里的“荒谬”）。我们有些人也是通过早期萨特里的辩证因素来到马克思主义这里的（萨特本人在其后期更具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里又转而走上了这条道）。但是总的说来，他的著作里被他自己以及他人给予最丰富的实践阐发的成分还是他的人际关系理论，他对黑格尔的主仆意节的令人震惊的改写，他把观看（Look）构想成我与其他主体相互联系、斗争的最具体的方式，即在我那“为他人的存在”之中我的异化，其间，我们每个人都徒劳地试图通过观看扭转局面，把他者那恶毒的异化目光变成我那同样具有异化力目光的审视对象。萨特在《批判》一书中将继续在这块看上去贫瘠的土地上努力竖起一个更加积极的团体动力的政治理论：两个人之间的争斗现在辩证地变成了团体本身之间的斗争。然而《批判》是一本前瞻性的著作，其意义和重要性直到1968年5月以后才最终得到承认，而其丰富的后果影响实际上直到今天甚至也未被完全认识到。在本文中现在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即《批判》没能达到其预定的目标，没能完成那计划好的大道，可从存在经验的单个主体直达完全形成了的社会阶级。在组建小团体的那一点上它停了下来，最终也主要是对小型游击队（在60年代后期）以及微型团体（在这一时期结束时）的意识形态有些用处：这一轨迹的意义很快就会清楚明白了。

　　然而，在的年代的开端，萨特的观看范式以及单个主体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也将引人注目地被挪用于一个很不相同的政治斗争模式，即弗兰兹·法农在《地球上的可怜人》（1916年）一书里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斗争所作的那影响巨大的想像；其间，观看那对象化的逆转被富于启示想像地改写成为奴隶反抗主人的救赎暴力行动，这一刻，在恐惧和对死亡的焦虑中，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这些等级位置被强行倒转了过来；这一刻，被殖民者那屈从的意识，面对狼狈鼠蹿的殖民者，获得了集体身份和自我肯定。在此意味深长的是，一个一直曾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文体（“唯我论”的问题，单个主体或“我思”之间关系的性质）如何落入尘世，成了一种爆炸性的、令人瞠目的政治意识形态：正统存在主义的旧哲学体系脱落下一块，完全落入哲学系之外，进入了一个更加令人恐惧的实践和恐怖的天地里。法农的伟大神话，无论在感觉害怕的人还是感觉振奋的人，当时都同样可以把它解读为不负责任地号召诉诸盲目的暴力：现在回顾起来，且参照法农的其他临床工作（他是一个精神病专家，治疗着殖民化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恐惧和磨难的受害者），法农的神话则可以更恰当地被看作是对文化革命整体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文化革命是指对被压迫民族或不革命的工人阶级所实施的集体再教育（或甚至是集体心理分析）。人类历史上的一切被剥削的劳苦阶级都已把卑贱性和顺从内在化为一种第二天性，文化革命则是打破这一亘古习惯的一种策略。对于这一更加庞大的有争议的问题，葛兰西与威廉·赖希、法农与鲁道夫·巴罗所做的贡献今天可以说正像毛主义的更加官方的实践一样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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