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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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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费伯接到电文以后,心里很恼火,因为上级要他正视一个他一直在回避的问题。 汉堡那边已经确信电文到了他的手里。当时他曾发出呼叫信号,他们不是像平常那样发出“已悉——继续发报”的回复,而是发出了“与一号接头”的命令。 他发出了“知悉”的电文以后,把无线电发报机收回手提箱里,便骑着自行车出门到埃里斯沼泽地区那儿去——他现在的隐蔽身份是观察和研究野鸟的人,他行驶在布莱克希思公路上,回头看看那狭小的两室套的公寓,心里在盘算着是否执行上级的命令。 如果拒绝服从,有两个理由:有职业上的原因,有个人安全上的原因。 职业上的原因是:“与一号接头”是个很陈旧的暗语,还是卡纳里斯在1937年制定的。含义是要他到某个商店的门口与另一个特工接头,那家商店位于莱斯特广场和皮卡迪利广场之问。接头的方式是通过各自带的一本《圣经》来辨认对方,暗语是: “今天读哪一章?” “《列王记上》第十三章。” 接着,在确信没有受到跟踪以后,他们就会一致认为,那一章“最令人鼓舞”;如果不是这样,其中一人就会说:“那一章我恐怕还没有读呢。” 那一家商店的门面或许已不复存在了,但是费伯感到麻烦的倒不是这一点。他觉得:早在1940年就有一些不中用的非职业间谍越过海峡,并且落入了MI5的怀抱中,卡纳里斯很可能把那句暗语早就告诉了那些人中的大多数。费伯知道那些人已遭到逮捕是因为报上公布了他们受绞刑的消息。当然,那样做是为了安抚群众,说明已对“第五纵队”采取了行动。那些受绞刑的家伙,临死前肯定会泄露秘密,英国人现在可能已经知道那种陈旧的暗语。如果他们截获了汉堡发出的那份电文,现在一定有许多具有语言天才的英国年轻人簇拥在那家商店门口,他们个个夹着《圣经》,用德国口音在练习那句话:“最令人鼓舞”。 在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里,打进英国似乎已指日可待,而德国反间谍机关却把自己的职业特点置之度外。从那以后,费伯对汉堡就失去了信任。对于自己的行踪,他向他们保密;拒绝与在英国的其他特工取得联系;发电文时,他经常改换频率,不管是否干扰了别的特工的发报信号。 如果一贯对上司的指令百依百顺,他可能不会活到今天。 在维尔维奇,费伯和许多骑自行车的人混在一起,其中很多人是妇女。此时正是白班下班的时候,军火制造厂的工人们如潮水一般拥了出来。那些工人虽然面带倦意,却显得喜气洋洋,这使费伯想到了不服从上级命令的个人原因:他认为他的国家正在战争中渐渐失利。 他们肯定赢不了这场战争。俄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参战;非洲已丢失;意大利已经崩溃;今年——1944年,盟军一定会在法国领土上登陆。 费伯不想以生命做无谓的冒险。 回到家中,他把自行车放在一边。就在他洗脸的时候,头脑里突然闪出了不合逻辑的念头:他要去接头。 冒这种险很愚蠢,因为那是为了一种无望的事业。然而他却产生了强烈的冒险愿望。理由很简单:他已经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烦恼。一成不变的收报发报、观察和研究野鸟、骑自行车进进出出、寄宿店里的茶点——他已经度过了四年与实际战争相隔太遥远的刻板生活。他似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陷入危险的境地。这反倒使他胆战心凉,因为他想到有潜在的威胁。每当他辨出有危险存在,而又能采取步骤使危险消除,他便感到无限喜悦。 就这么办,他一定要去接头,但接头的方式与他们所期望的并非一致。 尽管战争的气氛很浓,伦敦西区仍然是行人拥挤。费伯想知道柏林的大街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在皮卡迪利广场那儿,他从哈查德书店买了一本《圣经》,揣在大衣里面的口袋里,别人是看不见的。这一天,天气温和而湿润,时断时续地下着毛毛雨。费伯带了雨伞。 接头的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或下午的5点到6点。具体安排是:有一个人每天到接头地点去,一直等到另一个人露面;如果连续去了五天都没有联系上,那人就改为隔一天去一次,连续进行两周;两周以后还没有联系上,就放弃联系。 现在是9点10分,费伯来到了莱斯特广场,只见接头的人已经到了,就站在那家烟草店门口,假装在避雨,腋下夹着一本黑皮包装的《圣经》。费伯瞟了他一眼,低着头迅速走过他身边。那是个年轻人,蓄着金黄色的小胡子,看上去营养不错。他穿的是黑色雨衣,胸前有两排纽扣,正在那里看《每日快报》,嘴里嚼着口香糖。费伯对他不熟悉。 费伯从街对面再次行走时,发现了“尾巴”。那人身材矮小,长得结实,身穿有腰带的双排扣雨衣,头戴英国便衣警察喜欢戴的软毡帽。他正站在一幢办公楼的门厅里,从玻璃门往大街对面观看,注意着烟草店门口那人的动静。 眼下存在两种可能性。如果那个接头的人不知道自己受到跟踪,费伯只得把他从接头地点引开,把“尾巴”扔掉;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来接头的那人已经被逮捕,烟草店门口那人是个替代者。在后一种情况下,费伯决不能让门口那人或是那个“尾巴”看到自己的面孔。 费伯假定是最坏的可能性,并且想出了对策。 广场里有个公用电话亭,费伯进去以后便记住了电话号码。接着他找到了《圣经·列王记上》的第十三章,把那一页撕下来,在页边空白处写了几个字:到广场的那间电话亭去。 他在国立美术馆后面的那条背街上转来转去,后来找到了一个小男孩,10岁或11岁光景,他正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用石头玩水。 费伯问他:“广场那里的烟草店,你认得吗?” “认得。” “喜欢吃口香糖吗?” “喜欢。” 费伯把《圣经》上撕下来的那一页递给了孩子,说道:“烟草店门口有个人。如果你把这个交给他,他就会把口香糖给你吃。” “行啊。”孩子答道。他站起身来又问了一句:“这家伙是不是美国佬?” “就是。”费伯回答。 小男孩跑去了,费伯也跟在后面。就在孩子快要跑到那特工面前时,费伯突然身子一闪,溜到了对面那幢办公楼的门口,“尾巴”正在那儿透过玻璃向外面窥探。费伯把身子挡在门外,正好遮住了“尾巴”的视线,使他看不到街对面的动静。而且,他还撑开雨伞,装着撑得很费力的样子。这时,他看到那位特工给了孩子一些东西以后就走开了,他也就不再在撑伞上搞什么花样了,而朝与特工相反的方向走。他回头看看,只见“尾巴”已跑上大街,去寻找那位失踪了的特工。 费伯就近停在一个电话亭旁,拨了电话号码——就是广场上那个电话亭的号码。过了几分钟后,他才打通,终于听到一个深沉的声音:“喂!” “今天读哪一章?”费伯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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