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89)_彼得·赖特

八九

　　这一天终于来了。D 处一科的科长亲自负责这次行动，格里高文和那姑娘来了。我们拍了十分钟的床上镜头，D 处一科的人和军情五处两名壮实的官员用莱斯利·贾格尔的一把钥匙打开了门。

　　“有一个是我们的人……”一科的人说，那姑娘被迅速推出门外。

　　格里高文在这一时刻像是不知所措。一科的人指着镜子，这个克格勃人员向镜子里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明白了。

　　“我是个外交人员，”这个俄国人说，“我要求同大使馆联系……我有外交护照！”

　　他试图伸手过去拿他的裤子，我们的一个人把裤子踩着了。

　　“这可不是外交人员的行为，”一科的人说，他弯腰捡起内裤，把它扔给那个赤身裸体的俄国人。然后他又谈到正事上。

　　“让我们面对事实吧！你完了，格里高文。如果他们发现了，会把你遣送回去的……”

　　他沉陷于思考当中。

　　“你看来似乎更适合在西方。我们知道，我们调查核实过。在美国四年，在丹麦三年。现在伦敦，你反正不想回去，对吗？你为什么不投奔过来？我们会照顾你的。还有丰厚的养老金。你会很安全的。”

　　俄国人摆了一下手，拒绝了我们提出的条件。他再次要求同大使馆通话。

　　一科的人用了两小时试图说服他，并告诉他要考虑未来。他将被剥夺一切特权，丢人现眼地被送回莫斯科，在单调枯燥的西伯利亚边区村落度过自己的生涯。再也没有外汇收入，再也没有海外津贴。

　　“我是个外交人员，”格里高文不断这样说，“我要求同大使馆谈谈。”

　　他就像第二次大战中被俘的飞行员，只会背诵他的姓名、级别和编号。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士兵，最后我们意识到他不会叛逃。我们把衣服还给了他，然后把他丢在肯辛顿公园附近的人行道上。数月的计划，数年的耐心等待全都白费了。

　　第二天早晨，一个匿名棕色包送到俄国大使馆，交大使亲收。里面装有格里高文在床上的一些照片。当天晚上，特别处看到那名克格勃人员被押送上了一架飞机。我们送了一份报告给军情六处的莫斯科分站，建议他们注意他，以便在他又想通了的时候设法进行联系。但我们再也没有听到有关格里高文的消息了。

　　叛逃总是夹杂着悲剧色彩。但最惨的案件要数年轻人纳简斯基的案件——一个改变了主意的叛逃者。此人在贸易代表团的船运组工作，我们早就识别出了他是一个克格勃的官员。他是一个言语不多的人，他惟一值得炫耀的地方是他妻子与苏联政治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沾了点亲戚关系。他第一次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我们的监视人员看见他在伦敦公园与一个姑娘见面。

　　起初，我们在姑娘身上花了许多功夫，监视人员跟踪到了她家里，知道了她在一个并不重要的政府部门里当秘书，没有接触过机密材料。迈克尔·麦考尔去找了这个姑娘，问她为什么要与一个苏联官员会面。她却坚持说纳简斯基在她身上没有间谍目的，他们是在谈恋爱，她完全不知道他与克格勃有关系。她说他一点也不像她想像中的俄国人，他是一个罗曼蒂克者，而且还很胆小，他常常谈起要在西方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D处一科（行动科）和D处四科又一次开会，考虑最好的行动方案。我们决定让那姑娘继续不动声色地同对方保持着关系。同时，我们计划了一个接近纳简斯基的方法。这项行动显然不能长期拖下去，那个姑娘已经处在极大的压力之下，似乎很快就会暴露自己。当然这还得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赏金。虽然纳简斯基本人只是一个低级官员，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在伦敦任职期间被吸收的。但他有巨大的宣传价值。当时正是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叛逃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俄国高级政治家的亲属向西方寻求避难会使俄国人非常难堪尴尬。

　　下一个星期天，纳简斯基将出差到哈尔维奇去。他要陪同当晚要起航的一些苏联海员回船。因此，他像平时一样向外交部申请批准离开八十公里的限区，这一限区是针对所有东方集团的外交人员的。麦考尔带了几个监视员坐在哈尔维奇码头外面的汽车里，等待着纳简斯基的出现。纳简斯基从车旁走过，麦考尔叫了他的名字，他迟疑了一会儿。

　　“我们知道那姑娘的事……”麦考尔低声地说，“我们知道你想留下来。快上车，我们可以谈谈！”

　　纳简斯基向大街的两头望了望，抓紧机会钻进了汽车的后座。麦考尔把车一直开到我在埃塞克斯郡的家。我们请他喝茶，尽量不多谈。我们已经逮住了鸟，重要的是不要使他惊慌。

　　“我听说你想加入到我们当中来……”我开始问，纳简斯基已经对周围的一切适应了，他点点头，开始还有些紧张，后来又稳定下来了。

　　“我们相信你已被吸收了？”

　　他大口大口地喝着茶。

　　“克格勃，你是指这个？”他用极好的英语问道。

　　“我们认为你是。”我继续说。

　　“你没有选择，”他突然悲伤地红了脸，“如果他们要你替他们工作，他们干脆就命令你，你没有选择。”

　　我举出我们能做的安排：会有安全保护措施，养老金，以后也许有工作，可以同那姑娘进行短时间的会面，但他得辛苦工作几个月。

　　“为英国安全局……我知道。”他说，面带着微笑。他知道这种花招，不管他是不是克格勃的人。

　　那天晚上，我们把纳简斯基送到温布尔顿附近的一幢保安楼里，里面布置了武装保卫人员保护他。十二小时以后，外交部收到了苏联大使馆提出的一项要求，询问他们是否有某位低级外交官员的消息，说这个官员是在从哈尔维奇的例行访问归来的途中失踪的。

　　外交部北方司已经由军情五处琼斯告知了有关纳简斯基叛逃的事。外交部对待这件事，就像他们对待所有可能激怒俄国人的事件一样，觉得应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他们立即派了一位官员到那幢保安楼去与纳简斯基会谈，问他是不是自愿申请的，要不要同苏联大使馆任何人谈话。他肯定他的决定是自愿的，并且说他不希望同任何一个苏联人谈话。外交部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苏联方面。

　　纳简斯基的妻子动身去莫斯科马上就被人发现了。第二天，苏联大使馆要求外交部为纳简斯基的妻子作安排，以便她在苏联能够通过电话同他谈谈。起初，纳简斯基不希望同她谈话。我们对这种企图使一个已经非常紧张的人受到更大的压力的做法十分不快，但外交部要坚持外交礼节。

　　这次通话是在以后四天里俄国人坚持要求的许多次通话当中的第一次。主要是纳简斯基的妻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亲属，他们轮番地哭泣着请求他重新考虑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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