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85)_彼得·赖特

八五

　　“真理！你并不懂得它的含义。你得学会尊重别人！这是恶意的诽谤！这个人的脚还没有迈出局机关的门，你就对他的名声进行侮辱。他在安全局三十年，为它所做的事是你一辈子也赶不上的。”

　　幸好，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为我壮了声势。

　　“充分发表意见，这很好，安东尼，你只是刚刚才接触到这件事。”

　　他抓住他轮椅两边的扶手，手指关节都变白了。

　　“我们当中有些人为这个问题斗争了若干年，这并不容易。这虽不轻松，但我们感到一定得这样做，至少当我们完成了如此艰难的报告时能期望有一点理性的辩论。”

　　但西姆金斯决心继续对抗。

　　“那美国人呢——你也在那里放了毒。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所要谈论的全是该死的渗透。这真不能容忍。我们将会被全世界当成笑柄的。”

　　“当菲尔比叛逃、布伦特坦白时，你不认为我们是笑柄……？”我回击道。

　　琼斯用力地咬着他的烟斗，偶尔停下来划根火柴点烟斗，仿佛他不在听这场时起时落的争吵。过了半个小时，他突然插了话。

　　“好了，这是我的决定。我肯定你能同意，彼得，我们必须把中级间谍的问题作为重点来解决。如果他存在的话，他仍然在这里。”

　　我点点头。

　　“嗯，我要求对汉利引起注意。”他用手背拍了一下报告，“他是完全符合的人，美国人知道这项指控的全部内容。我还要让你们对那些得高分数的人加以注意……我要一查到底，然后把结果告诉美国人。至于其他的”——他此刻在注视着我——“我不改变我的看法，这是荒唐的……”

　　琼斯宣布散会。大家匆匆地走了出去，留下他一个人担负着安全局的烦恼。他是教皇，正试图调解一个分裂的教会的分歧。

　　第二十章

　　汉利身材高大，红光满面，表面上盛气凌人，内心却隐匿着腼腆。他自从一九六0年被提拔为C处的处长后．就被人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局长。他年龄适当，四十多岁，有一个反应敏捷的文职人员的头脑，因而博得了白厅对他的喜爱。此外他还有一副粗扩的军人外表，这使得他在军情五处的委员会中具有一定的声望。“哈里特”调查出现时，他正是王储——肯定接替将在七十年代初退休的琼斯。

　　对一个同事进行调查总是痛苦的，对霍利斯和米切尔则又不同，他们是远离着的人物，对他们的怀疑加重时，他们已接近退休。可汉利和我彼此都很熟悉，我们是同时代的人，虽然并没有想入非非地想成为朋友，可我们一起在各种委员会中和谐地工作了十多年。他的事业摆在他面前，而他的未来却在我的手里。

　　帕特里克·斯图尔特，D 处一科（调查科）和我共同进行了调查。第一个任务是建立一个有关汉利生活的完整的概念。我们追溯到他的家庭背景，他加入安全局以及他后来的事业。对几十个认识他的人都进行了采访，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例行公事的正面审查为借口来完成的。

　　“哈里特”这件事最难的方面是，调查很快就揭示出，汉利在他的父母亲的婚姻关系破裂后有过一个痛苦的童年。他的心灵烙上了强烈的自卑感，因此他在五十年代做了一次精神治疗。从他的履历看出，他当时是军情五处的一个年轻的官员。这件事汉利在当时就告诉了安全局。

　　汉利找过精神病医生，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军情五处的许多高级官员在他们的生涯中曾以各种方式征得意见以帮助他们自己承受起职业机密的负担。但我们的调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汉利的旧创伤，也许它们能暴露出汉利从事间谍活动的动机。琼斯、斯图尔特和我讨论了这个问题。琼斯以个人的名义给汉利的精神病医生写了一封信，请他不要再恪守保密的誓言了。我到哈莱大街去拜访了这位精神病医生。他知道汉利的职业，毫不犹豫地宣称汉利具有坚定强健的个性，并懂得了如何对付他早年的无能。我问他是否设想一下汉利是个间谍。

　　“绝对不可能。”他完全自信地回答说。

　　在汉利的早期生活当中，没有任何当过间谍的迹象。大战前，他在牛津是一个聪明而稍为左倾的学生楷模。战争爆发后为了拿学位他留在牛津一年，以后他参加了国内防御部队的一个探照灯团，任少尉，直到一九四五年。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并没有使像汉利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大材小用。当时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有自寻烦恼的自卑感，因而就缺乏抱负。

　　他的生活当中引起我们感兴趣的第一点是，他在一九四五年作出要进剑桥三军联合语言学校俄语速成班的决定。我们自己的行动和戈利金都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学校是克格勃的一个招募场所（但根据我们的情报来源，并没有一点点证据能证明汉利曾与他们有牵连）。俄语课使汉利第一次接触俄国人。从那以后，他的经历似乎不可思议地与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相吻合。他曾在布达佩斯与一个克格勃的官员一起为盟军联合情报委员会工作过。这个克格勃官员正是戈林涅夫斯基所指出的那个招募中级间谍的人。后来，汉利回到伦敦，担任了国防部与苏联武官之间的联络官，主要处理回国人员问题。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与军情五处打交道。他在四十年代末退役后向军情五处提出申请找个正式的位置，以后便作为俄国事务的研究官员加入了军情五处。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编排“红色乐团”间谍的索引。几十年后，我才发现这些索引对我们D 处三科的工作是多么宝贵。

　　不到两年，汉利被调到波兰科（D 处二科），他的事业腾飞了。他先到香港去了两年半，后来又回到E 处（殖民地事务处），以后又当了D 处二科的科长，一九六0 年他作为C 处的处长成了委员会的成员。他的事业出现了一个上升的势头，然而他的背景上却有一个可能是间谍的剖面。这个遭受过童年苦难并怀有深深的不安全感的人，在他崭露头角的微妙时期，连续不断地同俄国人接触。也许他像布莱克一样好斗，俄国人便巧妙地利用了他那深藏着的仇恨情绪，直到这些情绪被激发成叛变行为。

　　问题在于，帕特里克和我都不相信这回事，尽管在纸上谈起来好像与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吻合。这与霍利斯案件恰好相反，我们都本能地相信案子是指向霍利斯的，而在纸上看起来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就汉利而言，“好斗”这种理论有些过了头。从他开始在军情五处干事业时，就被人们看作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尽管他的举止常常很吓人，但他的同级和上级都对他有很好的评价。他结婚后与妻子保持着一种亲密而忠诚的关系。最后还有这个精神病医生的证明。

　　间谍活动是一种几乎不留证据的犯罪行为，因此不管是好是坏，直觉总是在成功的侦破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一个反间谍官员在碰到疑点时，往往需要掌握一个背景，一条线索和一系列巧合，这些都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甚至像狄克·怀特曾说过的那样，会导致上帝显灵——即把各种事实汇集到一个结论上的时刻。可是汉利的线索把我们引向这一条路上，而直觉却把我们引向另一条路上。解决这起案件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审讯。我们于是向琼斯提交了报告。他同意了。

　　提到审问，大多数人的想像应是明亮的灯光下的残酷场面：穿着衬衫的人们正用进攻性很强的问题折磨着一名被剥夺了睡眠的嫌疑犯，直到他最后崩溃，倒在地板上饮泪，然后承认事实。实际生活当中的审讯要平常得多。军情五处的审讯是很有步骤的，通常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之间进行。中间有休息时间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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