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81)_彼得·赖特

八一

　　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坐在萨德伯里的办公室里对着译文发愣。它完全没有意义。起初我怀疑是不是我们弄错了，可萨德伯里把译文与“维诺纳”的另一面进行了核对，往返的电讯都完全能看懂，没有什么毛病。这份电报发出的时候，菲尔比正是克格勃的高级间谍，并在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着军情六处的反间谍领导人。莫斯科方面仿佛对菲尔比的情报产生怀疑，要不然他们有什么必要对它进行核实？斯坦利使克格勃陷入这种混乱的数据是什么？

　　只有一种解释才能说清这些疑点。克格勃一定不知道格鲁乌指挥的那个在“军情之五”中的间谍，当菲尔比转告了有关这个间谍的消息以及古曾科对他所造成的威胁时，克格勃只得取得“领导”，即政治局的同意，与“邻居们”格鲁乌进行商量，询问他们是否有这么一个宝贵的人在伦敦。当他们得知格鲁乌确实有这么一个间谍时，他们才意识到伦敦可能要进行激烈的追查，所以他们发回证实了斯坦利数据的电文，接着发出了加强安全的紧急指令。

　　可埃里是谁？他在哪里工作？他显然不是菲尔比或布伦特，我们知道这两个人从来就不受格鲁乌指挥。我问过在西方的每一个俄国叛逃者，“军情之五”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人都肯定地说它是指军情五处，而不是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五处或别的什么组织机构。不管埃里是谁，他肯定是能够接触俄国人的档案的，那么就能肯定他是在处理这种材料的F 处，而当时在F 处的高级官员是罗杰·霍利斯，因此同样的疑点被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的指控所解开了。

　　“流畅”花了好几年时间试图解开三条有联系的线索的谜，它们是：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古曾科的“埃里”和“维诺纳”的八个匿名者。三条线索都出现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那一周中，是米切尔还是霍利斯？都是，还是都不是？三条线索之间的相似之处十分神秘。“代理领导人”和埃里都是指向两个相同的人，但第一项指控是对克格勃的，第二项指控是对格鲁乌的。“维诺纳”有八个间谍；沃尔科夫的清单里提到有七个在伦敦，两个在外交部，五个在英国情报部门。麦克莱恩已在华盛顿呆了一年，因此他不可能是外交部那两名间谍之一。伯吉斯大概是其中之一，因为他当时正在外交部的新闻司工作。在其他人当中，最大的可能仿佛是克里维茨基说的“伊顿和牛津”外交部间谍。一九五一年麦克莱恩濒临落网时，菲尔比曾利用外交部这名间谍来转移军情五处对麦克莱恩的注意力。

　　可英国情报部门的五个间谍呢？一个是菲尔比，另一个是布伦特，第三个是凯恩克罗斯，朗在理论上可能是沃尔科夫所说的第四个间谍，可他当时不在伦敦。既然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在德国，那么他不可能是“维诺斯”八名匿名者之一。剩下的一个沃尔科夫的间谍——“代理领导人”尚未解决，还有四个“维诺纳”匿名者，其中一个被假定是“代理领导人”，另一个是沃尔科夫所说的第二名外交部间谍。

　　“流畅”的第三项指控是斯克里普金案件。这是苏联驻东京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尤里·拉斯特沃罗夫告诉我们的，实际上，他是克格勃的中校。英国海军情报部门在一九五三年秋与拉斯特沃罗夫取得联系，并开始同他商讨他的叛逃问题。拉斯特沃罗夫最终同意过来，但条件是要直接去英国的殖民地，如去澳大利亚，而不回英国。他说他不愿回英国，是因为他知道英国情报部门被渗透，但他没有进一步地详谈。海军情报处安排了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运输司令部的飞机，把这位克格勃的官员从东京送到新加坡，打算在那里把他移交给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联合机构（远东安全情报处）。拉斯特沃罗夫并不知道这些计划。不幸的是，当飞机滑行到跑道的尽头时，一场暴风雪袭击了东京，飞机不能起飞了。在等待暴风雪稍小的时候，他从机组人员的闲谈中得知飞机是去新加坡而不是去澳大利亚。他吃了一惊，便逃离了飞机，跑到美国大使馆，叛逃到他们那边去了。

　　以后中央情报局报告说，拉斯特沃罗夫进一步详细提供了他认为的英国情报机构被渗透的理由，他说他的朋友斯克里普金中尉曾在一九四六年在远东与英国人有所接触，并提出要叛逃。斯克里普金打算先回莫斯科，带上他的妻子，然后在下一次出国时叛逃。但是，斯克里普金回到莫斯科后，克格勃对他有所察觉，两名假装在军情六处的官员来同他接头，于是他暴露了自己，结果在审判后被处决。

　　我们在档案室里查找斯克里普金的材料时，发现这里确实有他的一份档案，里面还有远东海军情报处关于斯克里普金叛逃的两份报告的复制件，一份时间是一九四六年五月，另一份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两份报告订在一起，在八月上旬由远东安全情报处送到军情五处。文件是由当时的F 处的副处长霍利斯和一名低级官员处理的。霍利斯指示那个低级官员把这个文件归档，并存放在档案室。在拉斯特沃罗夫一九五四年讲出斯克里普金的事之前，这份档案一直搁在档案室里。档案被重新找出来以后，军情五处自然认为斯克里普金的被察觉是菲尔比干的。

　　“流畅”重新检查此案时，发现了几个新情况。首先，当戈利金在一九六一年叛逃时，他问我们对斯克里普金案件知道些什么。他说他在一九四六年经手过这个案件，当时他是一名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反间谍处工作的低级官员。他记得报告是从伦敦来的，绝对不是从远东来的，时间是在一九四六年底，当时莫斯科大地正覆盖着白雪。戈利金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讲到了两个装成军情六处官员的克格勃人员是如何欺骗斯克里普金的，我们还让戈利金描述一下他见过的两份文件，戈利金讲得很准确，令人吃惊。他说，第一个文件是关于对斯克里普金所进行的试探以及对他的价值的评估材料；第二个文件是关于他今后计划的简述，包括同他进行联系的在莫斯科的地址。戈利金还说他敢肯定文件在被间谍翻拍复制时就订在一起了。

　　“流畅”发现的第二个新事实是，尼古拉·埃利奥特在贝鲁特审讯菲尔比时，曾问他是否出卖过斯克里普金，他完全否认这样做过，给他提供了许多细节后，他还是不知道这个案子。这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因为我们推测，菲尔比会从他自己的利益出发声称在这起案子上是讲信用的，也许这次菲尔比讲的是实话。

　　我安排了对斯克里普金这两份文件的整个分发情况做一次全面的调查，看看是否还能发现与此案有关的新东西，结果很有启发。五月那份报告就被发到海军情报处（香港），新加坡的远东安全情报处和伦敦的海军情报处。他们把报告放进海军公文摘要，并在海军情报处内部分发，还例行送一份到英国秘密情报局R 处的海军科去，海军科又把它转给五科去归档。对军情六处进行的大量的记录调查表明，菲尔比从未出现在这个文件的散发对象名单上。

　　七月的文件以同样的渠道分发，除了新加坡的远东安全情报处之外。他们决定把两份报告订在一起，并按惯例送给军情五处，送达时间为八月八日。这时军情五处才第一次知道这件事，而且只有在那里这两份报告才是订在一起的，这正好与戈利金的回忆完全符合。出卖斯克里普金的人肯定在军情五处而不在军情六处。菲尔比的可能性被排除了，而布伦特早在一年前离开了军情五处，这样矛头就再次指向了处理当时斯克里普金档案的F 处副处长的罗杰·霍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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