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79)_彼得·赖特

七九

　　霍利斯快退休时，“流畅”工作开始揭示出了一副描绘军情五处被渗透的历史的新图画。许多指控以前已经被归到已知间谍身上，如归到菲尔比或布伦特身上，但经后来详细调查后，发现它们被归错了。我们对二百起指控进行了重新审查，其中有二十八起属于最重要的C 类——它们全是“真清单”，但却指向尚未发现的间谍。

　　在这二十八起指控中，有十起是真正重要的指控，都与军情五处有关：

　　1 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九月；

　　2 古曾科的“埃里”，时间也是一九四五年九月；

　　3 斯克里普金的叛变，时间是一九四六年（情报一九五四年来自拉斯特沃罗夫）；

　　4 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级特务”，时间从五十年代起；

　　5 戈利金的斯克里普金调查的情报，时间也是一九四六年；

　　6 戈利金的克格勃总部用来存放英国情报部门材料的特别保险柜的情报；

　　7 戈利金的克格勃总部存有英国情报部门材料的档案索引情报；

　　8 戈利金的“技术问题”文件情报；

　　9 戈利金有关保护苏联在伦敦的侨民区特殊安排的情报；

　　10戈利金有关泄漏克拉布潜水行动的情报。

　　戈利金的各项指控时间是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

　　这份清单的真正惊人之处在于它的排列方法。它是按照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六三年这个清楚的时间年月顺序来排的。戈利金的材料虽然新一些，但并不十分明确，还不足以指向某一个官员，但它表明这些指控显然是针对上层渗透问题的。前三起指控虽然陈旧，但却改变了“流畅”工作，并将矛头第一次指向了霍利斯。

　　第十九章

　　康斯坦丁·沃尔科夫的清单是我们调查的第一个案件，也是D 处三科为了追查清单中提到的两个外交部间谍当中的第二个人而进行的重点调查项目。我决定请杰弗里·萨德伯里把整个文件重新译出来，此人是政府通讯总部负责“维诺纳”计划的官员。萨德伯里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尤其是，由于通过“维诺纳”计划，他熟悉沃尔科夫企图叛逃时俄国情报机关所使用的行话，而原来这个文件的译者却不懂这些行话，原来的译者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官员。

　　沃尔科夫的清单里有一条尤其令我迷惑，原来的译文提到，他知道伦敦重要机构里的重要苏联间谍的档案和文件。译文里有这样一段话：“根据他们的假名来判断，有七个这样的间谍，五个在英国情报部门，两个在外交部，我知道，例如，其中一名间谍担任着英国反间谍某部门的领导职务。”

　　一九五一年菲尔比案件的材料第一次进行汇编时，军情五处就假定沃尔科夫所提到的最后那个间谍是菲尔比，因为他在一九四五年的确担任过军情六处负责反间谍的领导职务。但是，我从“维诺纳”计划中学到足够的俄文，发现有两个字在原来的译文中没有出现过——一个词是“otdel ”，意思是“处”，下面紧接着的另一个词是“upravalenie ”，意思是“理事会”或“高级处”。不管怎么说，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沃尔科夫的这段话就一定指的是菲尔比。英国情报机构共有五名间谍，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容易被认为是菲尔比。

　　我把沃尔科夫的清单交给萨德伯里几天后，他激动地给我打来电话，那时他几乎忘了转换电话扰频器。

　　“原来的译文是错误的，”他说，“全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用语言。起草这份文件的人显然是一个很高级的官员，他写得很仔细，有丰富的职业技巧和知识。真正的译文应该是这样的：‘我知道，例如，其中有一个间谍正担负着英国反间谍局某个处的领导职责。’

　　“事实上，我倒认为这个人的位置是暂时的。他正‘担任着职务’，而不一定就是这个职务本身，这使我认为他是一个代理领导人或类似这样的职务……”

　　“我没有听明白。”我小心地回答说。

　　“你还不明白？”杰弗里的喊叫声夹杂着电子噪声传了过来，“英国反间谍局是军情五处而不是军情六处！”

　　这意思很清楚。如果萨德伯里是对的，那就不是菲尔比，也不是布伦特，因为他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代理领导人。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担任过英国反间谍局某处的代理领导人的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罗杰·霍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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