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69)_彼得·赖特

六九

　　我对扎纳的档案进行了研究。他在战争期间为军情六处在波斯负责反间谍活动。这是一件艰巨而危险的工作。通往俄国的铁路线上繁忙地运送着重要的军需物资，这条铁路是德国进行破坏的主要目标。扎纳完全胜任这一工作。他大部分时间是在黑暗中度过的，会流利地讲一些地方方言。他在阴暗残酷的反破坏世界里展开活动。大战结束后，他的任务却更加艰难了。俄国人企图自己控制这条铁路，扎纳则不得不在俄国的边境线附近工作，常常冒着被亲德或亲俄的阿拉伯人出卖和暗杀的危险。从表面上看，扎纳能够活下来这一事实使里斯的指控有一点可信。

　　战后扎纳离开了情报界，到了牛津大学担任古波斯文教授。我约他到“全灵大楼”见面。牛津大学和英国情报机构有着坚固的关系，在以后的五年里，我多次去过牛津。这次同扎纳见面是我的第一次牛津之行。

　　扎纳个子矮小，瘦削而结实，外表有一种博学者的心不在焉。他给我倒了饮料，轻松地谈到在秘密世界的老同事们。在他谈话时，我思考着怎样才能策略地向他披露我此行之目的。我决定不必顾虑。

　　“很抱歉，罗滨，”我开始说，“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正在追查一些过去的指控。恐怕有一个指控是冲着你来的……”

　　开始他只是嘲笑。冲他来？他抗议。当然，一定是我弄错了。我有没有核实过他的材料？哪一种指控？

　　我把沃尔科夫以及波斯间谍的事告诉了他。

　　他听了以后瘫倒在座位上。从他的反应中看出，他被里斯恶意地报复了，他被弄错了。

　　“我在沙漠区度过了六年，”他只是有气无力地说，“雅尔塔以后，其他的人都回家了，我却又呆了两年。我没有得到什么荣誉，但我认为至少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

　　扎纳说这话时只带着一种悲伤，而没有任何怨恨。他冒着一切危险做了那一切，可多年以后，却因此而受到指控。这深深地伤害了他。他轻轻擦去眼中的泪水。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卑鄙的人，就像一个在深更半夜里把坏消息告诉给家长的警察。

　　扎纳使自己镇静下来后，又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当然，他理解我为什么来见他。他叙述了他在军情六处的简单历史。他苦苦地思索着想寻找线索，想弄清沃尔科夫说的间谍是谁。我们说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全灵大楼”的塔尖的影子消失在草地那边。“想不出哪个英国人会是这样的间谍。”他一边说，一边用脚轻轻地在地板上敲击着，仿佛这样会激发他的回忆。“我们的人不多，我可以为每个人担保。”

　　他认为这个人可能是个一般的情报人员，而不是一个情报官。在战争的后期，军情六处和克格勃常常共同使用谍报人员，显然这个人有可能是安插进来的一根内线。有一个名字倒很吻合，叫鲁迪·汉堡。军情六处招募他以后，他被俄国人逮了起来，后来又被释放了，重新被军情六处雇用。这段时间正好与沃尔科夫在莫斯科看到的档案里的时间相吻合。看来汉堡可能是在监狱里被他们收买了，他们给他的任务是尽可能了解他的英国雇主的一切情况。（鲁迪·汉堡是“苏妮亚”的第一个丈夫，她后来是驻英国和瑞士的非法分子。）

　　扎纳和我分手时我们已成了朋友。可我一想到我在指控上所作出的轻率的一切时，就感到很内疚。当我想到那些没把问题弄清楚就把这样的指控放在档案里那么多年的人时，心里就充满了愤怒。当我驱车回伦敦时，我开始对清理这些无尾线索所付的代价产生了怀疑。我想，把这些事情翻出来是不是公正的？毕竟，让它们留在档案里不予干扰和解决会更好些。

　　那年的圣诞节，扎纳给我寄来一张友好的圣诞卡。几年之后，他就去世了。我送了一个花圈，急切地想补偿点什么；可我永远忘不了我问他是不是间谍时他脸上的那种表情。在那一瞬间，牛津的文明摇篮似乎在他周围解体了，他又回到了边境附近，被敌人包围着，孤零零地被出卖了。

　　里斯给我的最后一个名字是斯图尔特·汉普希尔爵士。他是无线电安全局的一位出色的密码破译家和分析家，是一个精华小组的成员。那个小组曾经破译了德国情报局的手写密码，并为双重间谍系统奠定了基础。战后，他在外交部工作，以后又在牛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开始从事引人瞩目的学术事业。里斯在一九五一年提出指控时没有任何证据，仅仅只以汉普希尔在三十年代是伯吉斯的好朋友这一点为基础。我从那些被会见过的人当中了解到，汉普希尔的同龄人认为他有左倾思想，但他并不是共产党人。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根本没有任何人想到要同他谈谈，以便了解他所知道的关于伯吉斯的情况。

　　但是，汉普希尔案件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尽管他早已从秘密世界退休了，但内阁大臣伯克·特伦德邀请他去进行一项关于政府通讯总部未来发展的研究。自从美国国家安全局进入人造卫星时代之后，人们开始对日益上升的信号情报愈加关注。美国人正在竭力促使通讯总部分担间谍卫星的经费。即将执政的工党政府面对着每年超支一亿英镑的问题。哈罗德·威尔逊首相指示特伦德检查一下，看看这种卫星经费是否合算。特伦德同狄克·怀特商量，怀特建议让汉普希尔来做这项工作，因为他曾在无线电安全局工作过。我读了汉普希尔的档案之后，感到很吃惊，汉普希尔从来没有受到过审查，尽管还有里斯的指控。狄克·怀特认识汉普希尔已经有好些年了，他只简单地给霍利斯写了一封信存入档案，仅此而已。

　　对汉普希尔进行的调查耗去了许多时间。在此期间他任意进出政府通讯总部，还对美国国家安全局进行了一次为期六周的访问。在汉普希尔的报告里提出了许多基本问题。首先，鉴于日益增加的费用，英国是否有能力维持英美协议中所规定的由英方负担的那部分费用。英美协议保证了我们同美国进行许多的信息交换。第二，英国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是，英国是否要与美国一起研制新一代的间谍卫星；第三个方面是政府通讯总部应该在什么程度上支持“反小集团”活动。

　　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是：是，不是，是。我们一方面不能失掉英美协议中所保证的交换，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坚持，并不一定要为每一项新的技术研制付英镑。至于“反小集团”，汉普希尔是非常支持的，他要求进行改变的唯一工作是停止空中“筏夫”，其理由是投资效益不大。我当时对此是反对的，但后来又认为这是一项合理的节约措施，再说，英国皇家空军已开始讨厌我们所提出的要求。汉普希尔同我一起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之间的关系。我竭力促使汉普希尔提出建议成立一个新型的无线电安全机构，它将由军情五处控制，独立于通讯总部之外，专门负责跟踪在国内的间谍无线电通讯。我想，根据汉普希尔的背景，他一定会欢迎这个设想。我还告诉他，这是一条惟一能保证我们得到所需要的设备的方法。汉普希尔没有同意，其结论是，这样的举动会遭到通讯总部和军情六处的强烈反对，这样就不大可能成功。他的这个结论大概是对的。

　　在汉普希尔完成他的研究之前，显然是不可能找他谈了。一九六七年我得到允许，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普希尔在该校担任客座教授。我对普林斯顿非常熟悉，我当科学家时，常常到那里去访问。鲁迪·康普弗，即那位发明行波管（在大多数微波线路上使用的无线电电子管）的科学家，曾经就普林斯顿的奇特的建筑向我作了一个很好的描述。他把它称为“冒牌的哥特式科兹沃尔德”。

　　我同汉普希尔谈了一阵，主要问他对伯吉斯还能回忆出些什么。他告诉我，说他现在想起来当初恐怕他也是伯吉斯要招募的对象，尽管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描述说他和安东尼·布伦特是怎样一起去巴黎旅行的。有一天晚上，他们同詹姆斯·克卢格曼以及另一位艺术家本·尼克尔森一起吃饭。饭后，克卢格曼主持了一次长会，他们对汉普希尔的政治信仰进行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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