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64)_彼得·赖特

六四

　　一九三八年斯大林清洗了所有的“伟大的非法者”。这些人是托派分子和非俄罗斯人，斯大林坚信这些人伙同红军中的一些人一起图谋反对他。他们被一个个地召回莫斯科，然后被杀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完全清楚等待着他们的命运的情况下甘心回去的，也许他们希望能以他们在西方为他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来说服这位发疯的暴君。而像克里维茨基这样的一些人决定叛逃，其下场几乎是肯定的。一九四一年他最终在华盛顿被俄国刺客所暗杀。

　　“奥托”走后，有一年多时间，“五人集团”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中断了联系，似乎是被遗弃。后来伯吉斯和菲尔比通过菲尔比的第一个妻子丽思弗里德曼——一个长期的欧洲共产国际代理人，同俄国人重新接上关系。据布伦特说，“五人集团”是通过这样一种复杂的信使链和俄国人联系的：从而棋·弗里德曼开始，把情报传递给她的密友和共产国际代理人伙伴伊迪丝·杜德·哈特，然后再传给鲍勃·斯图尔特，他是英国共产党负责同俄国大使馆联络的专员，最后，再到达莫斯科。在布伦特供认前，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条信使链和它产生的巨大影响。布伦特声称，这条信使链中的每一个人都肯定知道“五人集团”的身份，但总使他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五人集团”居然一直没有让军情五处发现。我们总是假设“五人集团”和英国共产党组织是完全隔绝的，后者在三十年代已被马克斯韦尔·奈特领导的特务彻底渗透了。现在看来，我们遗漏了英国共产党所有秘密中最大的一个。一九三八年，军情五处正为伍尔维奇兵工厂案件的胜利而沾沾自喜。在此案中，由马克斯韦尔·奈特的最出色的特工琼·格雷（X 小姐）提供的证据，致使英共高级领导人因在伍尔维奇工厂进行间谍活动而被判刑。要是我们当时把这案子搞得更深入一些，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英国历史上最危险的间谍集团开始活动之前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一九四0 年末，俄国人终于同“五人集团”恢复了联系。从这个时期起，他们直接进入了情报世界。这个时期他们的指挥者是“亨利”，一个真名叫阿纳托里·格洛莫夫或高尔斯基的俄国情报官，他在外交官的外衣掩护下进行工作。格洛莫夫一度负责指挥“五人集团”中的所有间谍，几乎可以肯定包括在“维诺纳”通讯中出现的那八个匿名人，直至他一九四四年赴华盛顿去领导唐纳德·麦克莱恩，后者当时在英国使馆任职。留在伦敦的间谍后来则由鲍里斯·克罗托夫接手指挥。他是克格勃官员，他在“维诺纳”情报中透露了那几个匿名间谍的存在。布伦特说，他对克格勃指挥官的职业特性非常佩服，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用像“奥托”那样的方式来激励他。格洛莫夫和克罗托夫是现代俄国情报机器的专家官员，而对布伦特来说，三十年代天才的欧洲指挥者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这就是你离开军情五处的原因？”我问道。

　　“哦，一部分是，”他说，“他们劝诱我留下，但是他们并不真心需要我。金将很好地为他们服务。我知道，他已经爬得很高了。我需要我的艺术，总而言之，他们若真想要我，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胁迫我留下来的。”

　　冷战的开始和麦卡锡主义的泛滥增强了布伦特的信念：他在三十年代所做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继续完全忠实于那些仍然还在进行间谍活动的人。在一九五一年，他决定留下来，厚着脸皮继续干下去，而不是随同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一起叛逃。当时，莫丁（“彼得”）曾逼迫他叛逃。他告诉我，在莫斯科的流亡生活对他来讲是不能容忍的。他在三十年代曾访问过俄国，那是个美丽、令人神往而又富有悲剧性的国家，那里的“修道院”，即列宁格勒美术馆却是最使他流连忘返的地方。

　　一九五一年后，留下来的只剩布伦特和菲尔比了。他和菲尔比的交情比起伯吉斯来却要淡薄得多。菲尔比个性很强，好支使人，然而他极其需要布伦特。布伦特仍能从他在军情五处里的从前的朋友那里打听到消息，从而能为菲尔比提供一些有关针对他的案情发展的零星材料。他们常常全面讨论他们幸存的机会。菲尔比除去他在军情六处的职业生涯，似乎没有什么事能引起他的兴趣。他完全不理解艺术和学术成就对于布伦特的重要性，即使在那张罗网把他俩紧围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如此。

　　“金和我有不同的生活观点，”布伦特告诉我，“他毕生只有一个抱负——当一名间谍。而我还有其它的追求……”

　　布伦特佩服菲尔比，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对菲尔比绝对的信念和冷酷无情的一维生活观念的恐惧。布伦特需要爱情，需要艺术，最后需要英国政府中的舒适的生活。而菲尔比则是过着从床到床的单调生活；他对女人抱有一种阿拉伯式的态度，需要的只是来自谋报活动的刺激。艾赛亚·伯林曾对我说：“安东尼的困境在于，他既想要用社会的猎犬去打猎，又要同共产主义的野兔跑在一起。”

　　“金从不会动摇。”他说，“他永远是忠诚的，直至最后。”

　　一九六四年末，我被淹没在大堆的来自朗、凯恩克罗斯和布伦特供词的材料中。此外还有一项繁重的任务，即核对和系统地重新考察自一九六0 年以来各种叛逃者交给军情五处的所有材料。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西蒙兹关于米切尔案件的第二份报告终于送到了我手上。

　　一天早晨，大约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大选的前两周，霍利斯的秘书给我送来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并告诉我当天下午去局长办公室讨论这份报告。我连把它读完都嫌时间少，更不用说研究它了。西蒙兹积极地遵循霍利斯的指示，花费了八个月的时间准备了这份文件。他从来没有同阿瑟或者我讨论过这份文件的内容。但是，它的锋芒所向则是足够清楚的。西蒙兹利用布伦特的供词重新估价了米切尔案件，当然，在拟写第一份报告时，我们还不拥有这些供词材料。按西蒙兹的说法，针对米切尔的案子并不十分有力。西蒙兹不准备排斥新的渗透的可能性，但是他觉得这种可能性已经明显减小了。

　　阿瑟也在当天早上收到了西蒙兹的报告。他知道他正被人撇开，并知道在这样迟的阶段上散发这份报告的决定是一种蓄意的策划，以防任何反击。他告诉我，他打算在会议上采取这样的立场：在获得充分的时间来研究它之前他不对此发表意见。在会议开始时他保持着沉默，积郁着怒火坐在会议桌的一边。

　　霍利斯轻快地宣布开会。

　　“我提议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他开始说，“我已经阅读过这份报告，它很使我信服。在作出决定之前，我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正如你们知道的，先生们，大选在即，我感到如果我们现在能够了结此案，那么对我们情报部门将更为有利，因为这样我就不必向新任首相汇报了。”

　　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意思。他不想向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汇报，而后者看来越来越有可能在未来的竞选中击败保守党对手。霍利斯的态度非常直截了当：布伦特、朗、凯恩克罗斯的案子停顿在某些有用的初步结果上，米切尔一案则被攻克，所有的事情都干净利索地解决了。他想要结束这件案子，并把渗透问题已经消失这一点记录在案。

　　霍利斯征求围在桌子四角的人的意见。奇怪的是开始几乎没有人评论。米切尔案件的调查在各方面看都搞得如此糟糕拙劣，以至于我们中间很少有人觉得它是个防卫严实的球门，特别是因为阿瑟和我现在都强烈地怀疑霍利斯本人就是罪犯。我直率地说，如果西蒙兹的第一个报告是为此案提起公诉，那么这后一个报告则是为了保护此案。不经审讯，我不能接受“无罪”的判决，并希望把我的观点记录在案。霍利斯在放在他前面的便笺上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后，把它交给了卡明。卡明发表了一通演讲，说到在调查米切尔案件当中出现了无纪律现象。我们大家都清楚，把他排除在训导者之外的决定刺伤了他的自尊心。琼斯说，有关米切尔案件能说的最好的话只是，此案完全没有得到证实。

　　“那么你，阿瑟……”霍利斯问。

　　正在查看报告的阿瑟抬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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