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60)_彼得·赖特

六〇

　　被告知真相后，维克托主要关心的是怎样对他的妻子特斯说这一消息。他和我都清楚，布伦特叛变的消息会给特斯带来比他更大的精神创伤。在一九五八年我第一次会见维克托之后，我就逐渐了解了特斯。她富有魅力并且具有女性的温柔。她和布伦特过从甚密，在许多方面甚至要超过维克托。她理解他性格中脆弱的一面，并能同他共享对艺术的热爱。在三十年代，她是剑桥学生中才华横溢的左翼知识分子圈子的成员，他们在伦敦举行聚会，在费拉特角度假，此时，整个世界正步履蹒跚地走向二次大战。

　　战争爆发后，特斯·迈耶（这是她当时的名字）加入了军情五处。在那里她同她未来的丈夫并肩英勇战斗，功绩卓著。那时，她同布伦特和伯吉斯他们一样，在本廷克街五号也有几个房间。和她同屋的帕特·罗顿·史密斯，后来成了卢埃林·戴维斯爵士夫人。特斯非常了解在伯吉斯、麦克莱恩叛逃后军情五处对布伦特的怀疑，但她还是竭力为他开脱。她和她丈夫维克托了解他的清白是来自切身的体验，他们认为布伦特遭人怀疑是因为他和盖伊·伯吉斯是好朋友。她觉得布伦特是个脆弱而极具天赋的人，但却因命运的拨弄和伯吉斯的叛变而被残酷地长期怀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安东尼过去常常喝得烂醉回本廷克街，有时候甚至醉得需要我帮助他上床，”她常这样说，“如果他是间谍的话，那我会知道的……”

　　维克托认识到，既然布伦特已经供认了，那么就有必要和特斯谈，但是他仍然害怕告诉她真情。

　　“这就是我请你到罗杰的办公室来的原因，”他平静地说，“我觉得由你来把这消息告诉她会好些。”

　　我知道他需要离开莱肯菲尔德大楼，好去独自地清理纷乱的思绪。

　　“当然可以，”我尽量温和地说，并提议让伊夫琳·麦克巴尼特陪我同去，因为特斯认识她。

　　几天后，伊夫琳和我坐一辆出租汽车去圣詹姆斯广场。我们被带进了维克托的书房。这是一个明亮的、具有十足的学者气派的房间，面对着格林公园。房间随处可见他不同凡响的个性的烙印：绘画、科学图表、乐器、各种古代和现代书籍，以及挂在墙上的他自己设计的巨大计算尺。房间里还放着一架钢琴，维克托用它来弹奏爵士音乐，技巧娴熟而富有激情。维克托此刻坐立不安。我看得出特斯已感觉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过了几分钟，维克托对她说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诉她，然后就轻轻地溜出了房间。

　　“出了什么事，彼得？”她情绪紧张地问道。

　　“是有关安东尼的，”我告诉她，“他终于供认了。”

　　“什么？你不是说他是个间谍吧？”

　　“不，特斯，我是这个意思。”

　　有一两秒钟她把手举到嘴边，好像感受到了疼痛，然后又让它缓慢地滑落到膝上。我尽我所能地告诉她事情的原委：关于他如何承认他在一九三七年，即继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之后一两年被招募；以及他如何写出一个冗长而详尽的报告，谈论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所进行的间谍活动。特斯没有哭，她只是脸色惨白，躬着身子僵坐在那里，一边听一边凝视着我。像维克托一样，她是那种视友谊上的忠诚高于一切的人，而当这种友谊被背叛时，则她的心灵深处就要遭受到巨大的撞击。

　　“那么多年，”她轻声说道，“可我从来没有过丝毫怀疑。”

　　我这才第一次理解到，在那奇妙的、遥远的三十年代的剑桥生活中熔铸的情感是何等地炽烈。

　　布伦特的供认剧烈地影响了阿瑟的行为，多年的艰辛工作，最终证实了他始终是正确的。他从一开始就怀疑布伦特，尽管局里有许多人，如布伦特在战争期间的亲密朋友狄克·怀特，最初不相信有这种可能性。阿瑟变得更带有身不由己的冲动，变得更难于驾驭了。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能闻出肉腥味的人，在追逐他寻踪已久的猎物时是那样的贪婪和迫不及待。

　　布伦特的供认，戏剧性地使人们对渗透问题的态度明朗起来。军清五处内部存在间谍，过去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却一下子变得那样真实。阿瑟认定，只要我们抓住这一契机，那么D 处新的工作队就能够触及到三十年代阴谋集团的核心。他觉得事情正沿着我们的轨道前进，叛逃者和认罪者正大量地迅速出现，他可以解开众多的谜中的最大的一个谜——识别今天在军情五处内部的奸细。但是正当阿瑟迫切要求加快加紧采取行动时，他却遭到D 处的新处长卡明的反对。卡明倾向于采取缓慢的和谨慎的处理方法。

　　在一九六四年初，他们两人的关系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恶化了。阿瑟对卡明毫不敬重：他觉得卡明的方法过于陈旧。阿瑟自一九五九年以来，负责主持重建反苏联间谍工作，并由于他声誉卓著，他的影响大大超出了D 处一科。他胸怀大志，雄心勃勃，然而却缺乏谋略。他认为D 处的处长应该是他而不是卡明，而且他毫不掩饰地指望很快获得这个职位。在他看来，卡明正在错误地处置整个渗透问题。卡明对阿瑟这种很少隐藏的态度以及种种侵权行为深感忿恨。他还对自已被排斥在对米切尔的调查之外一事怀恨在心，并且他猜测到阿瑟对霍利斯的暗中的怀疑。很清楚，最后的摊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布伦特供认后不久，这件事情果然发生了。一九六四年五月，我到华盛顿访问，试图说服美国中央情报局来帮助制订我们刚起步的行动分析计划。我和主管行动分析的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想要中央情报局提供计算机帮助，以便处理由该计划所产生的每年七百万个行动的大宗资料。我对中央情报局的要求曾得到霍利斯的批准。安格尔顿全力支持，赫尔姆斯同意派出一个二十人的小组而不是一两名技术人员，并且保证这个计划所需占用的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时间。我刚一回来，阿瑟就告诉我，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被调走了，而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小组预定在下个星期抵达。我不由得大发雷霆。

　　“关键人员刚刚熟悉了他们的本职工作就被调走，那我们还有什么计划可言？真是见鬼！”我非常愤怒，“哈尔和我花费了整整四年时间开展这项工作，而正当它真正开始产生结果的时候，却要他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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