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56)_彼得·赖特

五六

　　“中国，”他告诉我，“每个人都喝酒讲笑话，这是唯一的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

　　早一些时候，我就决定对米切尔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小书桌进行搜查，我向霍利斯要了钥匙。

　　“那是盖伊·利德尔的写字台，”他说，“从他办过移交以后，那张桌子就已经留在那里有许多年了……”

　　那书桌有两个抽屉是锁着的，我请求他批准我把锁撬开，他同意了。第二天，我带来了撬锁工具，打开抽屉进行检查，可里面却是空的。但灰尘上有四个印迹引起了我的注意，仿佛原来放过什么东西，刚刚被人拿走。我请霍利斯来看那印迹，他仿佛同我一样感到不解，尤其是我检查到锁里有刮过的痕迹，好像有人不久前打开过抽屉。

　　霍利斯没有说话，直接向米切尔的办公室与他的办公室相通的那扇门走回去了。我一个人干完了搜查工作。

　　我私下里琢磨，知道要打开这两个抽屉的人只有我和霍利斯，一定有什么东西被搬走了，甚至完全有可能是一台录音机。为什么不可能是米切尔？因为他不知道，只有霍利斯知道书桌是利德尔的。霍利斯接收了副局长的办公室，却没有书桌的钥匙？像利德尔这样的人会把书桌留下，而把钥匙拿走？只有霍利斯知道，只有霍利斯……

　　我抬起头向四周望了望，霍利斯正在门那边盯着我看。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盯着我看，然后又俯身看他的文件去了。

　　一九六三年夏季，因为米切尔要退休了，调查工作必须在这个月里全速进行，但整个事情却毫无希望地作了让步。一切都太仓促，一切都缺乏计划。完成任务有期限，霍利斯又不支持，这次行动的保密就成了问题。米切尔已感到事情不妙，最初，他发现送去给他看的文件少了，霍利斯对他接触文件加以限制了。接着，他对监视员们开始躲避，并采取了标准的反监视行动。我们从闭路电视上看到米切尔的表情显得很紧张，仿佛陷入了消沉。在他的黄金时代，他是一个瘦高个，但看上去却脸色发灰，双眼沉陷而黯淡无光。如果他的房间里有人在，他便竭力装出一切正常，一旦独自一人时，他就仿佛在受着折磨。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他有一次注视着霍利斯办公室的门悲怆地说。

　　到了最后一个月，整个事情几乎成了一出闹剧。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机会去发现什么。阿瑟和我促使霍利斯批准对米切尔进行审问，以便想法解决这个案子的问题。霍利斯拒绝干这种事。几天以后，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阁楼路上的这幢楼里。

　　“我去见过首相了，”他生硬地对房间里的七八个人说，“我想进行审问是不大可能的。”

　　我用眼睛的余光看见阿瑟又要再次发作。

　　“如果在目前阶段又发生一次叛逃事件，那就是一场灾难。”他说。他感谢大家的努力，然后钻进停在那里等候他的汽车里。这是霍利斯不懂如何管理人事的典型举动，屋子的官员全是些有经验的官员，他们拼着命在工作，可霍利斯连和我们多呆两分钟都不行。见不得人的工作已经做了，最好把这一切留给那些肮脏的工作人员去收拾！

　　这同样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军情六处负责监视员工作的官员叫斯蒂芬·德·莫布雷，他很年青，脾气急躁，过分敏感。他们对霍利斯的这一决定感到大为吃惊，认为他这是企图残酷地压制内部，这恰好是军情五处谴责过的军情六处在菲尔比事件上的做法。其实，即使停止调查，米切尔的事被立过案的事实也是不会消除的。D 处一科的一个高级官员尤尼·西蒙兹写了一份关于对米切尔进行调查的全面报告，他是专门负责这个案子的文书工作的。西蒙兹的报告概述了有人揭发军情五处被渗透的整个过程，结论是：军情五处内部上层很可能有一个间谍存在。报告还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即能否让美国知道这件事。

　　西蒙兹的报告被送到了霍利斯和怀特那里。这两位局长私下进行了商量后，便把我们召集去开另一次“星期日下午战争会议”。这次是在卡姆登广场霍利斯的家里。霍利斯和怀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这一点从他们二位的家里可以看出。霍利斯的家是一座位于市区的旧房子，里面没有什么书。他此时穿着平时他在上班时穿的那套细条纹的深色西服。他带我们走进光线很暗的早餐室后，便立即谈到了正题。他告诉我们他想听听我们的意见，他听说有人在考虑是否要把这件事让美国知道。要同霍利斯商量点事是很别扭的，他此刻是出于无奈才这么做，语气里显得很不耐烦。

　　阿瑟尖刻地说，我们得设法把事情马上告诉美国，如果等证实了米切尔的案件以后再告诉他们，恐怕就会产生更坏的影响。霍利斯当即反对，认为这样破坏了盟国的关系，尤其是在菲尔比叛逃之后。

　　“据我们所知，”我提醒霍利斯，“美国也许会在情报资料方面为我们提供方便，以帮助侦破这个案子。我们只得去找他们，否则我们永远也得不到帮助。”

　　接着，霍利斯和我们两人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小时，双方的火气也愈来愈大。屋里的其他几个人——西蒙兹、温特博恩和琼斯都尽力平息着大家的火气。西蒙兹说，他觉得应该有所选择，也许可以对米切尔进行审问，但也有可能使此案就此被视为结束了。至于美国方面，他说他不太了解那边的情况，因而不好发表意见。温特博恩却很坚定而明智，他支持阿瑟那种意见，即如果现在保持沉默，等以后此案被证实，那就是更大的灾难了。琼斯终于忍不住发起火来：

　　“我们不是那种该死的公学，你们知道。我们都没有义务要向美国人去‘坦白’。我们要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管理安全局。我希望你们当中的某些人记住这一点！”

　　可是，就是琼斯也承认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他说他经过权衡，也感到应当告诉美国人，问题在于怎样去告诉他们。霍利斯也能看出他自己抵挡不住，便突然宣布他准备去华盛顿访问。

　　“等冷静以后再进行这项工作不是更好吗？”琼斯问道，可霍利斯坚决不改变主意，阿瑟也尽力使他动摇，可这只是浪费时间。

　　“我听了大家的争论了，我已经作出了决定。”他怒气冲冲地吼起来，隔着桌子，怒目注视着阿瑟。

　　霍利斯差不多立刻就动身去了美国。他向那里的约翰·麦科恩和胡佛扼要介绍了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猪湾事件后被解职，由麦科恩接替了他的职务。不久以后，阿瑟紧接着也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进行了汇报，然而他却受到了很无礼的对待。美国人不理解为何把这案子毫无结果地搁下来。这里被人揭发出来的是二十世纪最危险的间谍之一，这个嫌疑者最近正要从西方最重要的反间谍岗位之一退下来，但却没有被审问过，这再次表现了军情五处在一九五一年所表现的那种无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是完全正确的。

　　霍利斯回来以后，坚持要解决这个案子。他命令西蒙兹写一份新的报告，并指示他在考虑这份新报告时不要找阿瑟和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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