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52)_彼得·赖特

五二

　　“我从来不想让它使任何人遇到麻烦。”他常常说。在他发现了他的成功把一些人推进了电梯以后，大为震惊。他和我一样认为罗森堡夫妇虽然犯有严重罪行，但仍应宽大处理。在加德纳的眼中，“维诺纳”是件艺术品，不应让残酷的麦卡锡主义来玷污它。但在英美两国的情报部门中有少数官员却把破译密码的成功看作是冷战中的一大胜利。这种观点强化了反间谍调查，而这种强化则在我们首次破译苏联密码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贯穿于西方国家的情报工作。因为虽然西方政治首脑真心实意向苏联伸出友谊之手，而苏联却在世界各地大规模地进行间谍活动。例如在九月的那个星期里，莫斯科克格勃波道向英国发射了大量的电讯，详细指示怎样把盟国战俘押送苏联，因为这些战俘都曾反对过苏联，如哥萨克人等。许多电文都是逮捕令和那些将被立即逮捕的人的名单。我看到这些电文时，上面提及的人早已死了，但其他的情报人员一定非常震惊：一九四五年的和平并没有真正实现，只不过是把德国的集中营变成苏联的古拉格罢了。

　　一九五九年，“维诺纳”行动又再次复活了。政府通讯总部发现瑞典讯号情报局截听并储存了大量战时通讯，其中有大战初期苏联格鲁乌与伦敦之间的来往电文。通讯总部说服了瑞典人放弃中立，把这些材料送给英国进行研究。我们发现瑞典有一份代号为“搭扣”的材料，于是我们把阿瑟调回D 处一科。阿瑟是军情五处里有“维诺纳”直接经验的官员之一，他曾在调查富克斯和麦克莱恩案件时参与过“维诺纳”工作。

　　我们对“搭扣”材料寄予很大的期望，试图通过这份材料获得更多情报，破泽尚未查出的化名。我们想以此推动“维诺纳”行动的进展。另外，这份材料还能为密码本提供更多的词组，扩大我们对现有“维诺纳”电讯的破译范围。自从有了能力强大的新电子计算机以后，恢复整个行动的意义就更大了（在五十年代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努力会付诸东流）。由于阿瑟的大力支持，六十年代初期，我们“维诺纳”行动的步伐不断加快了。

　　其实“搭扣”材料中有关英国情报的部分并不重要。这些情报大部分是苏联格鲁乌官员关于在英国各地遭受空袭破坏的报告和对英国军事力量的估计。材料中有几十个化名，其中有些是有意义的，然而这些人早已死亡。例如有一个名叫霍尔丹的间谍，曾在海军部的哈斯拉潜水艇试验站研究深潜技术。他的任务是通过英国共产党向苏联格鲁乌驻伦敦人员提供各种研究计划的细节。从电讯中我们还获得了有关另一个名叫欧文·蒙塔古的间谍的情报。欧文是斯韦思林勋爵的儿子（不能把他与尤安·蒙塔古混为一谈。尤安是另一个人，曾在战时组织过著名的“非凡人”行动），是个自由的新闻记者。从电讯中，我们清楚地看出他为苏联人收集工党内部的政治情报，另外也收集一些英共内部的情报。

　　我们对苏联格鲁乌的电讯采取了一项特别行动，即把他们的电讯同四年后克格勃的电讯进行了比较。我们发现一九四0 年和一九四一年格鲁乌官员的能力较低，三十年代斯大林清洗以后，他们便一蹶不振，而且四处寻找靠山，犹如一群无头苍蝇到处乱飞。一九四五年，格鲁乌换了一批像克罗托夫这样的新的职业情报官员，整个间谍管理水平明显提高，而且非常讲究实效。另外他们还对自己的间谍采取了谨慎的保护措施，以便长期地使用他们。当初的格鲁乌，行动涣散，而且据一九四五年的电讯，他们的一切均由莫斯科中心控制。我们把克格勃用的波道同大使用的波道进行了比较，清楚地发现克格勃在苏联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维诺纳”破译行动留下的遗产——它使我们认清了克格勃这台巨型机器，克格勃的情报网络遍及西方各国，当西方国家在为和平四处奔忙时，他们却在积极为冷战作准备。

　　“维诺纳”材料保存在六楼的一间特别安全的办公室里。我在那里看完材料以后，就搬了出来，同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共用一间办公室。她是阿瑟手下的研究员，正在忙着调查米切尔一案。米切尔一案的调查工作对D 处来说真有点事不逢时。霍利斯把弗尼瓦尔·琼斯从原先的岗位调去当C 处处长，米切尔一旦退休就晋升他为副局长。琼斯的职位由马尔科姆·卡明接替。D 处里那些打算努力沿着朗斯代尔一案的线索乘胜追击的聪明人，对这项任命不以为然。而阿瑟本人却对处长一职垂涎三尺。凭他所取得的成绩，阿瑟完全可以当处长，但由于他在五十年代初所采取的立场，而一直得不到上司的欣赏。他们认为阿瑟生性好斗，脾气暴躁，而且不能容忍别人。非常不幸，这些都不是他要在军情五处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米切尔调查被批准后，霍利斯决定不告诉卡明有关调查米切尔的事，因为从理论上说，卡明也是一名嫌疑分子。负责这一调查的是琼斯，他在柯克街的C 处总部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

　　伊夫琳·麦克巴尼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她的脸上有一块很大的胎记。她就像暖房里的一盆花，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禁闭在办公室繁忙的事务中，对外界发生的一切都不知道。

　　我刚搬进她的办公室，她就问我：“你是不是共济会成员。”

　　“不是，我并不赞成共济会。”我说。

　　她冷冷地对我说：“我并不认为你会是共济会成员，但如果你想在此成功的话，还是参加共济会好。”

　　伊夫琳一直认为军情五处内部有间谍。她是研究官员，已经干了好多年的反间谍工作了，比阿瑟和我的时间都长。她可以说是一部有关办公室生活的活词典，她头脑灵活，她也善于判断人的性格，当然有时有些过分。

　　她告诉我：“我早就猜到迟早总会进行一次调查。”但她却很悲观。她深信最坏的事还在后头，因为调查的程序总是预先制定的。

　　“如果阿瑟太认真，肯定支持不了多久；如果你同他搞在一起，你也得当心。”她又说。

　　我委实吃了一惊。“伊夫琳，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问道。

　　她打开自己的保险柜，拿出一个黑色笔记本。

　　“你看看这个吧！”她告诉我。

　　翻开笔记本，一行行清秀干净的字体映入了我的眼帘，我飞快地翻阅了一遍。原来这个笔记本记录的是四五十年代的各种案件的细节。这些案件有的我只知道个大概，有的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材料是从军情五处的档案室收集来的，每件案子都是一起针对军情五处或军情六处被渗透的指控。

　　我简直吓呆了，“这是谁的？”我问。

　　“是我朋友安妮·拉斯特的。她曾和我一起工作过。自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以后，她就收集了这些。后来为了结婚，她辞去了这个职务。她嫁给查尔斯·埃尔韦尔。临走前，她把这个本子交给我，说以后可能有用。”

　　“阿瑟知道吗？……”

　　“当然。”

　　“你还给谁看过？”

　　“难道我也要让人剁碎……”

　　我继续看着笔记本。开头几页经常提到马克斯韦尔·奈特的名字。大战时，他就相信军情五处内部必定有间谍，并作了记录，但却没有采取行动。记录本里共有几十件指控材料，多数是不切实际的想像。例如根据某一间谍的报告或随手写的感想和评论，也有比较具体的材料，例如伊戈尔·古曾科的证词。古曾科就是一九四五年叛逃加拿大的那个年轻的苏联密码员。他的叛逃对英国“维诺纳”计划里克格勃通讯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整整一个星期，这一通讯陷入混乱状态。据安妮·拉斯特记载，古曾科曾揭发说军情五处有个间谍，代号“埃里”。一九四二年古曾科在莫斯科工作时曾从一位叫卢比莫夫的朋友那里听说过“埃里”，当时经手“埃里”电文的就是卢比莫夫。“埃里”有某些俄国背景，他能查看某些档案。苏联采用死信投递的方式同他联络，而且经常把他提供的情报送给斯大林。古曾科的这一指控同他的其它材料一起被归入档案，以后再也没人问津，这些材料只好束之高阁，放在那里吃灰。这真是不可思议。

　　伊夫琳说：“人们不相信他，认为他弄错了，军情五处内部不可能有间谍……”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是作者的“遗嘱”，她写道：“如果军情五处内部有间谍，那我肯定是罗杰·霍利斯或格雷厄姆·米切尔。”

　　我倒抽了一口气，说：“这么大的人物怎么调查？除非把军情五处翻个底朝天才能完全做到。”

　　伊夫琳痛心地说：“一九五一年时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安妮·拉斯特的笔记本只不过是伊夫琳和我头一次分享的机密。在以后共同工作的几个星期里，她渐渐向我道出了军情五处许多被人遗忘的历史，这是我们在A处二科的录音带上听不到的。这些故事充满了疑问、猜测、无法解释的行动和离奇的巧合。很快我便知道了，我并不是第一个怀疑军情五处藏有间谍的人。这种恐惧和办公室的家具一样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傍晚，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向公园巷走去，伊夫琳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自从一九四二年起就不断有人揭发军情内部有间谍，但从未调查过，也没有人反驳过这些揭发。时间已经拖得太长了，这次的搜索一定是长期而又艰苦的。想到这里，我收住脚步，回头望了望莱肯菲尔德大楼。

　　“这次不会再走漏风声了吧？”我心里想，“不会再出现叛逃，这个人不会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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