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47)_彼得·赖特

四七

　　在十集材料中，有三集立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戈利金说，三十年代苏联在英国曾招募了一伙著名的“五人集团”间谍。他说，他们不仅互相认识，而且还知道其他间谍。但戈利金却不知道“五人集团”的真正身份和姓名，只知道其中一个人的代号叫“斯坦利”，他和最近克格勃在中东的行动有牵连。这个线索与金·菲尔比完全吻合，菲尔比现在在贝鲁特为《观察家报》工作。戈利金说的五人中的另外两人显然就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戈利金所说的第四个人可能是女王藏画的鉴定家安东尼·布伦特爵士。布伦特爵士在战时曾是军情五处的官员，他在一九五一年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以后曾一度受到怀疑。但对戈利金所说的第五个人我们却一无所知。由于戈利金在三集中提到“五人集团”，因此，菲尔比案件和布伦特案件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进行重新审核。

　　十集材料中，最新和最准确的线索都在第三集和第八集，这些线索都是有关海军部间谍的，如霍顿。这说明苏联人非常重视收集英国和北约潜艇和反潜能力的详细资料。据第三集揭发，苏联人在英国驻莫斯科使馆海军武官当中招募了一名间谍，这件事是由负责国内情报行动的第二总局局长格里巴诺夫将军来亲自监督的。英国使馆里有一名叫米海尔斯基的俄国籍雇员参与了这项活动，那名间谍把自己看到的机密文件抄下来，交给米海尔斯基。戈利金还说，一九五六年这名间谍奉命调回伦敦，在海军情报处工作，于是他便由克格勃国外行动处指挥。

　　据戈利金交代，第八集里讲的第二个海军间谍是一个更加高级的人物。戈利金说他曾读到过三份编了号的北约文件，其中两份是绝密的，这是他在克格勃情报处北约科工作时无意当中看到的。情报处北约科负责整理有关北约问题的政策文件，向政治局提供咨询和参考。一次戈利金正在准备一份有关北约海军战略的材料时，看到了三份从伦敦发来的文件。戈利金看到的材料一般是经过修改的，换言之，原始材料的来源事先已被删掉，但这次由于他要写的报告很紧急，所以上司同意把原件的复制件给他看。中央情报局对戈利金讲的这件事进行了核实。原来戈利金所说的三份文件是关于扩建克莱德湾北极星潜艇基地的详细计划，以及重新部署北约在地中海的海军的计划。中央情报局的人把这三份情报混在其他北约文件一起，然后拿给戈利金看。戈利金立刻准确地认出了那三份文件，并解释说，他看到的那份关于克莱德湾的文件的散发范围有四套编号和数字，而美国人给他看的这份却有六套编号和数字。美国人查阅了散发名单，发现确实有他所说的那种副本，但我们却找不到。斯图尔特对这三份文件的散发情况作了分析，发现唯一有泄密嫌疑的是一位现在已经退休的资历很深的海军中校。后来这个案子交给D 处一科去办理了。

　　在戈利金过来以后的几个月里，苏联情报机关心脏里又有三个人叛逃。这三个人的行动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很显然他们是互相独立的三个间谍。头两个向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们愿意留守原地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这两个人一个是克格勃的官员，另一个是格鲁乌的官员。他们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他们的代号分别是“费多拉”和“大礼帽”。第三个人是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在日内瓦叛逃过来的。他叫尤里·诺森科，是克格勃高级官员，他找到中央情报局，表示愿意为该局提供情报。

　　不久，诺森科为搜索英国海军间谍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他声称，格里巴诺夫在招募那个间谍时曾以要揭发他的同性恋行为为威胁手段，这个间谍向克格勃提供了北约的所有机密，它们都是从一位“海军勋爵”那里搞来的。由于北约文件和格里巴诺夫招募的间谍有密切联系，军情五处便把第三集和第八集资料合并处理。卡林顿勋爵办公室的职员约翰·瓦萨尔有很大嫌疑。斯图尔特很早就认为瓦萨尔可能是第三集所说的“五人集团”间谍中的一员，并把他列为第四个嫌疑犯，这个案子后来由调查员尤尼·西蒙兹负责，而西蒙兹则不同意斯图尔特的判断。他认为瓦萨尔笃信天主教，而且道德高尚，充当间谍的可能较小，于是把他的名字排在嫌疑犯名单的最后。但得到了诺森科的线索以后，大家便全力注意瓦萨尔，很快就证实了瓦萨尔是一个同性恋者，住在多尔芬广场的一套豪华公寓里，所过的生活大大超出了他的收入。军情五处这时遇到了一个在反间谍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间谍犯罪同其他犯罪不同，它没有痕迹，除非间谍本人坦白或者当场被抓获，否则很难找到证据。办案员向我请教，有没有什么技术上的手段可以用来证明瓦萨尔确实从海军部偷窃过文件。我和弗兰克·摩根曾经试用过一种方法，我们在机密文件上涂上少量放射性物质，然后在嫌疑犯犯罪现场的入口处装了一台盖格计数器，如果文件被人移动，我们就能发现罪犯的行动。我们用这个方法对瓦萨尔进行了测试，但没有成功。海军部的入口处太多了，我们根本无法判断瓦萨尔会走哪一个，而且盖格计数器常常把夜光手表之类的物件一起显示出来，很不精确。最后，领导以放射性材料对人身有很大危害为由，取消了这个计划。

　　于是我又去寻求其他方法。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考察结果，戈利金的记忆简直同照相机一样。我决定再进行一次试验，看他是否还记得北约文件的照相复制件里的细节。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出那个间谍是否把原件交给对方复制，然后再叫对方把原件还给他。我拍了二十五张有关北约克莱德湾基地文件第一页的照片，每张相应提到一种苏联人过去向他们的间谍推荐的方法或者自己在使馆里使用的方法，然后我通过中央情报局把这些照片送给戈利金看。他一眼就在照片中找出了一张“普那克蒂纳”照相机拍的照片，我在拍这张照片时用了两架悬角灯照明，一边一架。这使我们有了底，于是我们趁瓦萨尔上班之际撬开了他的套间。在衣柜底部的抽屉里，我们找到了一架专用于复制文件的“普那克蒂纳”牌相机和一架“米诺克斯”牌相机。我们接到搜捕的命令，当天晚上就逮捕了瓦萨尔并彻底搜查了他的套间。我们在套间角落的一张桌子底部发现了一个秘密抽屉，里面装着许多照过的三十五毫米胶卷，冲洗以后发现是一百七十六张机密文件的照片。瓦萨尔很快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承认自己是一九五五年在莫斯科搞同性恋时上钩的。他被判了十八年徒刑。

　　正当我们在伦敦和华盛顿整理这些新叛逃者的情报时，我却遇到了个人危机。朗斯代尔一案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又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整个技术资金问题的重视。虽然一九五八年我和摩根在原子武器研究集团设计了一个项目，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在其他方面却没有什么改进。我们曾试图从国防预算中拨出部分资金满足情报部门特别是电子技术部门，但却失败了。我们正在迅速迈进一个利用卫星和计算机收集情报的新时代。自从发射工程委员会分成“小集团”和“反小集团”以后，他们就更需要规模更为宏大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发展他们的行动了。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我多年以来提倡全面对旧体制进行改革的意义了，这个倡议我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来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各自都需要有自己的研究班子、财政预算和科技人员。朗斯代尔案破获以后不久，我受两个处的委托又去找威廉·库克爵士，请他仔细审查我们的要求。我们用了好几天时间在一起参观了目前为我们服务的几个国防研究所。后来库克起草了一份详细报告，这是战后英国情报史上一份最重要的文件。

　　库克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应当迅速扩大汉斯罗普通讯中心，使之成为军情五处和六处服务的研究机构，重点放在“小集团”和“反小集团”所需要的先进的电子技术方面。大战时，这个通讯中心是无线电安全局的总部，后来又成了军情六处与海外间谍网保持联系的通讯中心。库克建议，汉斯罗普中心应当从皇家海军科学局招收新的工作人员。对我来说，这是一项最为重要的改革。自从我参加军情五处以后，我就一直在游说，希望能够消除情报部门技术单位同其他文职机构的科学单位之间人为造成的隔阂。这种隔阂是非常有害的；它使情报部门得不到首屈一指的科学家，从个人角度来说，为了为军情五处工作，我得放弃海军部近二十年的退休金，才能接受军情五处的委任。在库克撰写报告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强调过这一点，他认为我的论点是正确的。由于库克的报告，五十名科学家在不影响退休金的前提下调进了汉斯罗普通讯中心，而且如果他们愿意，以后还可以调回原单位。我是第一个调入情报部门的科学家，因而享受不到这一新规定的待遇。但当时我并不为这些事情担心。我相信军情五处有朝一日会给我一些补偿，他们曾经向我保证过。但不幸的是，我太轻信他们了。

　　库克的另一项建议是军情五处和六处应当建立一个联合总部。他们分开工作，但应由一位首席科学家统一规划和监督双方的新的研究计划及其发展情况。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我得承认这个职位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不过说真的，我实际上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一九五五年以来的许多技术现代化基本上是由我主持发起的，而且我还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为两个局争取更多的财政预算和物资。但我却没能如愿以偿。维克托·罗思柴尔德极力推荐我，但狄克·怀特对他说，他从军情五处调到军情六处已经引起了军情六处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至今尚未平息，不能再劝军情六处的高级技术人员接受军情五处派来的人领导。最后科尔莫尔委员会开了个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议在讨论库克的结论时，皇家海军科学局局长赫克托·威利斯立即表示愿意辞去原来在海军的职务来担任新成立的科学理事会会长。霍利斯和怀特知道威利斯的辞职很快会在官僚中产生影响，因而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的辞职。我被任命为副会长。同时军情六处的同行约翰·霍克斯也被任命为副会长。霍克斯作为军情六处在汉斯罗普通讯中心的代表负责研制罗克斯密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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