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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郭鲁尼伏特一生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骗子,他认为那些用同样手段骗人五六次还被人当做朋友的才是货其价实的骗子,而行骗一次就名声狼藉的则是赝品,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业余水平的劣等货色。郭鲁尼伏特认为一个真正的骗子应该具有人道主义的品质,具有对女人的真情实感甚至恻隐之心。一个有才能的骗子应该十分珍惜自己的声誉,应该是慷慨大方乐于助人的善者仁翁——这一切听起来是那么荒唐,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这些美德都是为行骗这个根本目的服务的,事实证明只有具备了这些美德的骗子才能够在社会中稳如大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个真正的骗子为了攫取金钱、权力,或者为了除掉别人权力运作的杠杆,都必须极其狠毒残忍又不露痕迹,甚至纯洁无瑕。他们只有在自己真正的朋友面前才会偶尔把这些赖以生存的“美德”剥去。一个地地道道的骗子对挚友才肯赤胆忠心,科里就是这样的一个千古奇才!

  不过,郭鲁尼伏特仍有一点拿不准:科里这么做到底是出于真诚呢还是出于狡猾?他深知科里聪明能干,聪明到了令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必去监视他了。他相信在今后三年内科里都会对他绝对忠诚,也许在一些小的方面科里会不服从指挥,那是所有工作出色者应该得到的以一些行动自由作为回报的奖品,仅此而已,无伤大雅。郭鲁尼伏特很高兴在今后几年里有科里这样的人材来作为自己的助手,至于几年后,不论科里再如何拼命效力以表示自己的忠贞不渝,他都必须小心提防着,时刻紧盯着他了,因为科里作为一个无可匹敌的骗子,只要时机成熟,就必定会背叛他。到了那个时候,科里的“忠心”是陷阱,科里的“卖力气”是迷魂汤,全不能信任!当然,他也将防患于未然,绝对不会让这只本领高超的猢狲跳出自己的手掌心!

  第十一章

  在维丽父亲的疏通下,我保住了原来的工作,而且我溜到维加斯偷懒的那个月,其中一部分被稍作假期,另一部分当做病休处理,这样我就不但没有受指责,反而可以补领工资。我的顶头上司——一名陆军上校对我能重返工作单位颇有微词,而我倒是心安理得。要知道,如果你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民政局工作,只要你没有野心又不在乎面子问题,你的上司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在GS——6区的陆军预备役部队里当行政助理。由于预备役部队每周只训练一次,所以我分管了三个单位的全部行政事务,其中包括誊录600人的工资单,为他们油印指示手册,检查由预备役人事部为他们的会议所写的早晨报告,裁减、晋升命令以及行政上的一些准备工作。除了在各个单位进行为期两周暑期野营训练时忙碌一阵子,这份差使还算是比较轻松。

  我们办公室的同事都是各人有自己负责的工作,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彼此之间关系融洽。有一个民职人员名叫弗兰克·埃尔克,年龄比我大些,从属于预备役部队,和我一样搞行政工作。我和他共事两年了,完全不知道他一直在贪污受贿,直到从维加斯回来后,才偶然发现了他的劣迹,并且最终被他用无懈可击的理论说服,一道通过非法途径挣外快。

  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是块大肥肉:每周只用参加两个小时的会议就可以多拿一天的工资,普通军官日薪20多美元,士兵中最高的每天十美元,外加蓄积养老金的福利,另外,那两个小时的所谓开会也只不过是在听指示或看电影时打瞌睡。

  大多数民事行政人员都参加了陆军预备役部队,我可能是局里唯一的例外,因为似乎冥冥中有种魔力在阻止我,提醒我万一爆发战争时,预备役部队的人都会被首先召人正规军。

  人人都说我是个大傻瓜,弗兰克更是不断地游说我,告诉我凭着自己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光荣经历和在陆军预备役部队当行政人员的身份,他可以为我安排一个军士长的职务,这可是件两全其美的好差事,既尽了自己的爱国主义义务,又领取了两份工资,何乐而不为?他不知道对于已经不习惯听从命令的我来说,即使是每周只听从两个小时,每年夏季只听从两周时间的命令,也厌恶得难以忍受。当然,作为工作人员,我每天都在执行上司的指示,可是,这指示和命令的区别可就大不一样了。

  每当我看到报纸赞美我国的预备役部队训练有素时,都忍不住摇头叹息——100多万人因为混日子而得到了荣誉!我不明白为什么还不取消这种劳民伤财的预备役制度,可能是由于许多地方要靠预备役的军饷来维持经济发展吧?也可能是由于州的立法机构和国会中有不少政客都是预备役部队里收入不菲的高级官员吧?不得而知。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无论是在家庭经济方面还是在个人心理素质方面都出现了始料不及的质的变化,造成了这一切的根源就是美国军事结构中的癌症,是这个机构的腐败使我也成了一个贪污受贿的人。

  我从维加斯回来后不久,新的兵役法使美国的许多小伙子以及有子弟适龄当兵的家长们很快就意识到有机可乘——按常规应征入伍的青年得服役两年,而且说不定所在部队驻扎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而参加了预备役的军人却只需在美国本土服役六个月后,再用五年的时间每周参加两个小时的会议,每年进行为期两周的现役夏令营活动就行了,可见参军若能加入预备役部队,简直等于中了人生的头等奖。

  但是华盛顿规定的预备役名额有限,所以一个指标起码有上百个小伙子申请,我有权批准的指标是每月30名,原则上是先申请先批准。

  每个月我手上都收到近千份申请表,以前我总是按照递表的先后排列,秉公办理,可是在排列表的过程中,我的上司们——一名常规军陆军少校参谋和一名在预备部队当指挥官的中校经常会叫我把他们的一些关系户插到前面。对他们的这些要求我一律照办,从无异议,也从不在意,我的心思仍在忙着写作,上班仅仅是为了有份固定的工作和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应征入伍的青年越来越多,不愿意到远在天涯海角的越南和古巴去的人也日益增加,我每月收到的申请更是与日俱增。这时候,发生了一些不能不使人怀疑的事,以致把我这个从来对周围漠不关心的人也吸引得注意了起来。

  事情是从弗兰克·埃尔克开始的。他比我的年龄大些,也已成婚,有两个孩子。我们的行政级别相同,工作性质也一样,各人负责自己管辖的单位,每天所干的事务大同小异,每周所领的工资也都是100美元左右。虽然他加入了预备役部队,弄了个上士头衔,每年也不过比我多挣1000美元,然而他却开着一辆全新的比翼克牌汽车上班,还特别保管在每天收费三美元的附近停车场里。另外,他非常爱好赌球,什么橄榄球、篮球、垒球……总之是逢球必赌,一掷千金。我诧异他哪儿来这么多的钱,他眨眨眼睛,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命好,常捡到钱,后来又说自己会算命,赌马的押注每次都使马场经纪人叫苦不迭。我知道这些全是谎话,听后一笑了之。既然他不愿意讲,我也懒得去打听,直到有一天,他请我到第九大街的一家意大利高级餐馆吃饭时自己主动地亮出了底牌。

  那天喝完咖啡后,他问我:“墨林,你每月为你的单位征多少兵?华盛顿给你的指标是多少?”我知道他突然涉足我的地盘,肯定不怀好意,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上个月是30名,一般是25到40名左右,要根据我们损失多少人员而定。”

  “这些指标可值钱呢,你可以从中发点小财啊!”弗兰克不无诡谲地说。

  我没有回答他,他继续往下说:“每个月你让五个指标给我,我每个指标给你100美元,怎么样?”

  虽然有了这500美元就意味着我的月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但是我没有动心,摇摇头劝他别胡作非为去干这些违法乱纪的蠢事,并且告诉他我虽穷,却有自尊,成年后从没做过亏心事,不想为了几个钱玷污了自己的清白。不管怎么样,我是一个作家,一个期待着成名的小说家,不诚实就等于是一个大坏蛋,就会糟蹋了我心目中自己的那个完美的形象。为了维护这一形象,我可以忍受与妻儿一起在贫困线上煎熬的生活,可以顶着酷暑或严寒,假日和晚上去兼职来帮补家用,尽管人们自愿出钱买预备役指标的事弄得我心里痒得难受,我仍然宁可当一个自命清高的男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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