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之死(17)_马里奥·普佐

一七

　　科里用俏皮话大赞她的乳房、长腿和小嘴如何可爱，又吹嘘她是如何使用那头又厚又密又长的黑发当鞭子的故事。在这些油腔滑调的评价中，他还插上了不少真心实意地称赞她优秀品德的内容，诸如她是赌城里罕见的不欺骗客人的女子，从不骗取免费的赌博，是个货真价实的好女孩，灵魂是不属于赌城的，等等。为了表示诚意，他伸出手掌来让她当烟灰缸用——这是原始的豪爽行为，在维加斯，无异于拿起公爵夫人的手来亲吻。

　　戴安妮是个沉默寡言的女人，看到她明显表现出对佐顿更感兴趣，我不禁有点愤愤不平，要知道毕竟是我像个勇敢的骑士那样为她报了仇，让那个可恶的奇曲丢尽了脸。她在准备离开我们去履行假赌客的职责时，探过身来亲了亲我的脸，略带伤感地微笑着说：“我很高兴你没事了，我当时真为你担心啊！你不应该那么傻的。”说完就走了。

　　在以后的几周里，我们都各自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彼此加深了解。每天下午聚在一起喝酒水吃点心成了我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每天的凌晨一点钟，等戴安妮从纸牌赌档下班后，我们就聚在一块儿吃早餐。当然，这也要看我们赌的情况，要是我们当中的哪一位手气好，赌兴正浓，那么他就暂时不吃东西，一直到手气转坏为止，这种状况往往是佐顿碰到的机会最多。

　　漫长的下午里，我们经常坐在室外的游泳池边，顶着沙漠的烈日，海阔天空地侃大山。午夜时分，我们喜欢沿着霓虹灯映照下的街道漫步，远处灯火辉煌的酒店宛如建在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有些时候，我们就干脆随意靠在纸牌赌档的围栏上大谈自己历经的沧桑。

　　佐顿的故事听起来似乎最平淡无奇，在我们四人中，他也表现得完全是一个凡夫俗子。他说他曾经有过美满幸福的生活，人生道路平坦，是个当经理的奇才，在35岁那年已拥有经营钢铁生意的公司。他在这一行中干的是某种中介的角色，生活非常富裕。20年前他和一个美丽的女人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拥有一幢大房子。可以说在生活中朋友、金钱、事业和亲情，他都应有尽有。这种称心如意的日子享受了20年后，按佐顿的说法是他的妻子对他厌倦了——这20年里，他为了家庭的富裕集中精力全身心在商海奋斗，他妻子在尽了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之余，开始觉得生活中她还应该享受更多的东西。她是一位机智的女人，天资聪颖，好奇心强，博览群书，尤其钟情小说与戏剧，经常参观博物馆，还参加了城里的文化团体。她热情洋溢地和佐顿分享着生活中的这一切，他对她的爱与日俱增，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对他说想离婚。这晴天霹雳对于他来说简直是致命打击。他为了家庭这个精神支柱付出了全部。为了保护家人免遭外界的危险，他用金钱和权力修筑起了坚固的堡垒，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堡垒会被自己最心爱的人从内部摧毁。他从此万念俱灰，再也不爱妻子、孩子、家庭和事业了。

　　这些故事当然不是他叙述的原版，而是我听后浓缩归纳出来的。他当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对事业太专注了，“没有和妻子一起成长”，忽略了家庭。他妻子和他离婚后嫁给了他的一个朋友，他没有责备他或她，因为这位朋友和她趣味相投，智力相当，而且都是及时行乐方面的天才。

　　佐顿同意了她提出的所有要求，并且把企业卖了，将全部钱财都给了她。他的律师提醒他这样做太慷慨了，将来肯定会后悔莫及的，然而佐顿认为这并不是慷慨，因为他可以赚更多的钱，而他的前妻和她的新丈夫都不能。“你们看我赌博的样子，一定以为我不懂得赚钱，其实我本来可以当一个大商人的，全国各地都表示愿意给我就业的机会，如果我坐的飞机不在维加斯着陆，也许我现在正在洛杉矶赚我离婚后的第一个100万美元呢！”

　　这是一个很动人心弦的故事，但在我听来总觉得有不真实的环节——他太善良了，这故事的情节也太文明了。

　　有一件可以落实的也是很反常很不对劲的事就是他晚上从不睡觉。每天早晨我为了有胃口吃早餐先去赌场掷骰子的时候，总会看见他在骰子赌档搏斗，很明显，他整个晚上都在赌。有时他太累了，就出现在大转盘或21点赌档。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身体也越来越糟糕：体重不断减轻，眼睛好像灌满了红色的脓液。他唯一保留不变的是待人温文尔雅，谈吐文质彬彬，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讲过一句妻子的坏话。

　　有时，科里单独和我喝咖啡或吃正餐，就会问我这样一些问题：你相信任顿那鸟人的话吗？你能相信一个男人会让一个半老徐娘搞得失魂落魄吗？你相信他老婆真的像他描绘的那么完美无缺吗？……

　　我对他说：“她不单是一个半老徐娘，还曾经是他多年的妻子，是他孩子的母亲，是他精神的支柱。他是个守旧的清教徒，20多年的习惯在刹那间发生了质的变化，他经受不起这种打击。”

　　是佐顿让我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提了很多问题，却很少谈到你自己。”他停顿了好一会儿，仿佛在对到底是否值得再多打听下去进行了思想斗争，然后才问道：“你为什么在维加斯呆这么久？”

　　“我是个作家。”我告诉他，而且从这里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他们听到我曾经出版过一本小说后的表情使我好不得意，更让他们吃惊的是我已经31岁了，抛开了妻子和三个孩子跑到维加斯来赌博。

　　“我一直以为你顶多不过25岁呢，而且你没有戴结婚戒指。”科里疑疑惑惑地说。

　　“我从不戴结婚戒指。”我告诉他。

　　佐顿开玩笑地说：“你不需要戒指，你不戴戒指才像个罪犯。”

　　我无法想象温和谦恭的佐顿会开这样的玩笑。他自己也结过婚，并且住在俄亥俄州。也许他内心也感到开这样的玩笑未免有些粗俗，他的思想根本就不可能这么自由化，也许是他妻子说这类话的时候他惯于纵容她随便乱说，渐渐也就听得心安理得。我相信她开这类玩笑是满不在乎的，但从他的口中讲出来就实在很不相称，当然，听到他这样说我也无所谓，绝对不至于把难以接受的内心世界也表现出来。我把自己的婚姻状况告诉了他们，在讲述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我对以前所吹嘘的牛皮也做了澄清——我腹部的伤疤不是战争造成的，只不过是胆结石手术留下的痕迹。

　　科里听后忍不住笑道：“你这个该死的艺术家！”

　　我耸耸肩，微笑着继续给他们讲我的故事。

　　第五章

　　我不知道自己的故乡籍贯，不认识任何堂表亲戚，甚至不记得父母的音容相貌。我只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当我刚刚三岁，他才五岁的时候，母亲把我们俩遗弃在纽约的一家孤儿院外面，从此杳无音信。对于这一切，我从来只字不提，别说告诉科里、佐顿和戴安妮了，甚至和我在世界上唯一最亲的人——我的哥哥在一起时，也绝对闭口不谈。

　　我不愿意谈它的主要原因是它听起来催人泪下，而身临其境的我们在当时却不觉得它有那么悲惨。孤儿院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那里的教学制度完善，院长精明能干，直到我和阿迪离开时，这里给我们的感觉都是良好的。就在哥哥18岁那年在外面找到了工作和住房后，我从孤儿院跑出去投奔他。几个月后，我又离开了哥哥，谎报年龄参了军，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事隔16年后，我在维加斯向科里、佐顿、戴安妮绘声绘色地描述那场硝烟弥漫的战争以及我在战后这么多年来的生活。

　　战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报名参加了新成立的社会研究学校里的写作班。当时人人都希望成为作家，就好像20年后人人都梦想当电影制片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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