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情毒案(79)_孔萨利克

七九

　　赖伯继续说：“我这儿有关于德国的黑手党统计数字，摘自联邦刑侦局的一份报告。从1991年以来，黑手党团伙通过犯罪活动，在德国造成了105亿马克的损失，获得了41亿马克的利润！联邦刑侦局说这是一种应认真对待的犯罪现象。说得好，这确实是一种严重的现象，可我们对此几乎是束手无策。我们再看一些数字：到今天为止，也就是接近年底的时候，我们根据787起案件对黑手党做了调查。结果表明，来自87个国家——请注意，87个国家——的7，922名作案嫌疑人犯下了52，181桩罪行。作案人有36.4％是德国人，14.6％是土耳其人，7.5％是前南斯拉夫人，5.7％是意大利人，5.7％是波兰人。还没有统计多少罪行是俄国和亚洲黑手党干的，因为我们还是两眼一抹黑。这方面几乎从未得到过信息，所有的人都吓得不敢说话，谁要是招供了，那么等待他的是什么就不用我说了。尽管如此，今年还是有128名弃暗投明的证人，警察给了他们新的身份和人身保护。只是由于他们的协助，我们才得以打开少数几扇门，要想派秘密侦察员打入亚洲人的圈子，那是几乎不可能的。除此以外，国际黑手党还给自己披上了难以看穿的伪装，越来越多的罪行是通过正常的商号干的，例如餐馆、公司、计算机营业部、房地产公司、廉价珠宝店、理发店，甚至面包房和蔬菜店，谁也弄不清。联邦情报局有关人士说：‘合法的商业结构为非法的生意提供了理想的基础。’女士们，先生们！我从你们的眼光里看到了你们的问题：那怎么办？多年以来我也问我自己：怎么办？用新闻媒体的话来说，警察是在打瞌睡。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警察老是背后挨人揍，我们警察成了国家的贱民，法律和规章捆住了我们的手脚，使我们无法采取强有力的打击措施。那些政治家害怕世界上又有人说：看哪，德国是个警察国家！这样，德国就成了有组织犯罪的乐园，我们在歹徒们的眼里成了笑料。”赖伯缓了一口气。“下面我再给你们举一些例子，这些例子会引起各位对德国司法工作的效率表示怀疑，大部分国民已经在怀疑了。”

　　会议室里出现了骚动，州议员们发出喃喃的抗议，刑警官员们发出赞同的嘘声，警察总局局长对自己这位勇敢的探长频频点头，州刑侦局长满意地靠在椅子背上，好像在说：这人真是在玩命……好样的，伙计！就得这么指名道姓地说。明天报纸上一登，看波恩的那些老爷难受不难受。

　　慕尼黑市的市长是所有在座人之中最了解民情的人，他不得不承认赖伯说得在理，尽管下面还要提到的某些事情可能对自己的党不利，例如电话监听，他的党就坚决反对，因为反对党就该提反对意见。

　　赖伯继续说：“有一个问题本来应该对公众保密的，现在由联邦刑侦局在一份内部材料中披露出来了，那就是德国官员犯罪这一可悲的事实，德国官员犯罪越来越多，据联邦刑侦局统计，今年一共发生8，500起，比去年增加1，300起，犯罪行为包括：贪污、枉法、人身伤害、迫害无辜、持械抢劫——不久前一名抢劫加油站的人被认出来是名警察——尤其是破坏对黑手党罪行的侦缉。还有‘其他不法行为’计5，600起，比去年多一半，主要是逼供、伪证、腐化、泄露调查情况、阻挠惩处罪犯等。各位可能会说：这家伙在往自己脸上抹黑。不对！这些话非说不可，目的是要说明警察的处境，因为队伍内部的犯罪往往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困难。回过头来说柏林吧，各位请别得意，一会儿我还要谈慕尼黑的情况。在柏林有过这样的事：‘罗马尼亚’调查组对罗马尼亚人团伙的巢穴——柏林市威丁区奥塔维大街上的一所房子——已经观察了好几个星期。5月11日，星期六，下午4点30分，刑警的一个特别行动队对该楼发起攻击，队员们装备有防弹背心、钢盔和冲锋枪，冲上二楼，扔出手榴弹。受到突然袭击的罪犯们无法拿起武器，但他们顽强抵抗，什么空手道、功夫、拳打脚踢都使上了。一名会空手道的彪形大汉好不容易被武力制服。整个过程历时20分钟，抓获16名团伙成员，是所谓‘近卫队’的队员，警方通知了法院值班的主管拘捕的法官。由于那个大汉不断挣扎，刑警队员信花了20分钟才把这些黑手党分子押送到了法院。特别行动队的人要法官下拘捕令。可是居然没有能下拘捕令的法官，因为那天是星期六，主管拘捕的法官不愿多等而准时下班了。结果是：没有拘捕令就不能抓人，不得不释放这些罗马尼亚犯人！特别行动队的一名队员评论说：‘我有时候想，司法部门不是在帮助我们，而是在阻碍我们。’这话说得多苦啊！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别把这件事看成是个别情况！德累斯顿的州法院曾审理过一起案子，一个家伙用棒球棍把两名无辜的行人打得半死，没有什么原因，就因为他喜欢打人。检察官要求判三年徒刑，单是这点就有点可笑。在辩护发言以后到了午休时间。法官肚子饿了，宣布：‘午间休息！’，自己就走了出去，要求派两名警察来看守这名被告，但是法院里找不出两名警察，以致在法官享用午餐时被告处于无人看守的状况，他便利用这机会不慌不忙地离开了法院，从而逃脱了估计要判三年的铁窗生涯。最后只好缺席审判：三年半徒刑，现在德累斯顿的警察正在缉拿此人。这段故事不是可以编人某本‘笑话大全’吗？”

　　赖伯望了望沃特克，他的确笑了，而且笑得那么响，许多人都吃惊地看着他。警察总局局长直摇头，好像是说：这种事在我们这儿不可能发生！赖伯脸上露出微笑，心想：亲爱的局长先生，你等着，我还没有讲完呢。

　　赖伯接着说：“还是柏林的事。这件案子其实应该归检察官办的。在柏林的州法院，上午11点。站在法官面前的是一名哆哆嗦嗦的年轻越南女子，被告罪名是行窃。法官不断问她后台老板是谁，因为人们知道这姑娘不过是奉命行窃而已，可是这越南女子不吭声，到最后才结结巴巴地说：‘请你们别逼我，外面有个杀手在等我。’法官当即下令封锁法院大楼，警察抓到一名越南男子，此人躲在一个角落里，裤腿里藏着一枝手枪。经过不断审讯，在法院保证对他进行保护之后，他招供了。根据他的口供，‘越南’调查组的特别侦缉员冲进一所住宅，破获了两个窝藏点，抓获了九名越南人，起获了武器、手枪和两支俄式冲锋枪。人们断定，他们就是用这些冲锋枪在柏林的一座高层建筑里处死六名越南人的。侦缉人员和检察官一致肯定：终于抓到了这个杀手团伙！经过好几小时的审讯，人们把凶杀嫌疑人带到主管拘捕的法官面前，可那是一名年轻的试用法官，他怀疑事情并非这些被捕者所为，对他来说证据还不充分！检察官、主要调查人和特别行动队队长试图说服他，简直是恳求他，再三地说：‘所有的人都跟5月10日的屠杀案有关！’可是怎么说也没用，试用法官称证据不足，拒绝对六名黑手党分子下拘捕令，只有三人因非法拥有武器而被拘留。警察不得不释放其余六名歹徒！由于主要调查人的抗议和检察院的投诉，三天以后另一名法官才下了拘捕令，可是歹徒们早已逃之夭夭。这就是说，柏林的侦缉人员又得从头干起，面对这样的司法状况，我得问：我们还要不要费那工夫去缉拿罪犯？如果我们不得不奉命释放杀人犯的话，警察岂不成了傀儡？这有多丢人！刚才说的事发生在5月，现在都12月底了，我还没听说那个偏要准时下班的法官和那名试用法官受到什么追究，蒙着眼睛的司法女神真是两眼一片漆黑！还是老百姓说得好，这叫做官官相护！”

　　16

　　赖伯说到这里便宣布休息。为了躲避过早的讨论，他去隔壁房间喝杯桔子汁。不一会儿沃特克就来找他，这是很自然的。

　　沃特克夸奖他说：“你真有胆量，伙计！那些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你这么一嚷嚷，对某些人来说等于踢他们的屁股，只是我不明白，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你这样做岂不是承认报纸上骂我们工作疲沓是有道理的吗？”

　　赖伯说：“特奥，你再等等。歌剧一般都有一支序曲和三幕戏，我这才刚唱完序曲。”

　　“你知道外面会场上怎么样了吗？州议员们已经在相互争吵，推卸政治责任了。波恩的人将把你列入黑名单。”

　　“我不在乎。”赖伯看了看表，离继续报告还有10分钟，“我怕什么？我是终身制公务员。”

　　“提前退休！”

　　“33岁就退休？”

　　“领工资不干事的人有的是。有的国务秘书因为部长看不顺眼，干了半年以后就回家养花去了。也许人家也要处分你……”

　　“凭什么？”

　　“泄密。你说的那些事情之中有一些是联邦情报局和联邦刑侦局的内部材料，这会坏事的。”

　　“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处分我。休息完了，特奥，现在轮到谈慕尼黑了。”

　　“会提到我吗？”

　　“当然，特奥。”

　　“作为凶杀案组的头儿？”

　　“作为被政治家们忽略的警察的牺牲品。”赖伯笑着拍拍沃特克的肩膀：“特奥，半小时之后你头上就亮起殉道者的光环了！”

　　赖伯回到讲台上，到会者重新坐下。赖伯用不着根据听众的脸色来猜测他们的心情，因为他知道反正有两派人，一派是他的警察同事，一派则是其他人……

　　赖伯开始报告的第二部分：“我现在谈谈警察工作中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它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犯罪率的高低，那就是政治家们对外国人犯罪的忌讳和青年犯罪的急剧增加。我领导的那个科主要就是管这事的，我的话是经验之谈。人人知道，各种各样的黑手党团伙正在向德国渗透，这是一个迄今为止无法解决的问题。我要强调，警察目前拥有的有效打击团伙犯罪的手段实在太少了！现在有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波兰人、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越南人的黑手党组织在德国活动，它们像合法的工业‘康采恩’一样几乎不受限制。虽然警察通过秘密侦察员、匿名举报、暗中监视和偶然巧合，不时地查获和逮捕了一些作案嫌疑人，可情况却像是摘掉一朵蘑菇，而千百朵蘑菇又在不知不觉地长起来，因为蘑菇是在地下生长的。单从以上不完全的列举中——我只是举了最主要的——就可以看出，他们毫无例外都是外国人团伙，对不起，我应该说‘非德国人’团伙才对，因为对我们的政治家来说，‘外国人’这个词儿是个犯忌的词儿，不管怎么样，60％的犯罪行为是有组织犯罪，而且是外国人干的！我们再来看看柏林。那儿的越南黑手党分为两派，广平帮和玉田帮，互相打得头破血流。他们的业务是走私香烟，团伙按地区划分，区长称为‘卡珀’。直接由越南的大老板领导。据我们了解，有100名‘卡珀’，分布在柏林各地，这些‘卡珀’又雇用成批成批的小贩，估计光是柏林就有上万名。每个‘卡珀’管大约三百名小贩，小贩们必须付‘摊位费’，每月不低于一千马克，谁要想洗手不干，截留赃款，或者投奔竞争对手，就会被杀掉。迄今在柏林已有59名越南人被处死。杀手冒充旅游者直接从越南坐飞机来，我们感到加强‘越南，调查组的力量势在必行。我们获得的第一个成果是：警察在5月中旬突袭了走私者的一个仓库，发现单是这个团伙从1993年到现在就向德国走私了4亿7千万支香烟，这意味着造成了1亿1千万马克的税收损失！不仅是波恩，所有联邦各州都在叫苦，说什么经费不够用，要号召厉行节约，提高税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让那些外国人黑手党团伙夺去了亿万马克，为什么？就是因为政治家们争吵不休，一再削弱警察对罪犯的打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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