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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可我想象得出。我知道他有两个女儿,对吗?”

  沃特克嘟哝了一声,点点头。他工作了23年,经常听到过做父母的要求公道的呼声,看见过一个杀人犯因所谓‘童年时代的精神创伤’而只判了15年徒刑,此人在押回牢房时还扮了个鬼脸,并给他的精神病医生投去了感激的目光。

  他们到达草地时,取证的人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线索,警士马克斯报告说:

  “已找到足够的痕迹来追述当时情况。草地上搭过帐篷,有打桩的地洞为证,在这儿吃过野餐,我们在草里找到了汉堡包或煎肉饼的碎末,姑娘和凶手在草地上宿过营,再往后的情况就只能设想了。”

  “幻想等于胡说。”沃特克拿过马克斯手里的记录,“我们需要的是确切的作案过程。不过眼下掌握的材料会对我们有帮助。全套野营的设备……从公路上应该望得见,应该有目击者,这一点至少是有利的!”

  他们走过去看尸体,警察已用一块塑料布把尸体盖住,站在一边的农夫取回了他的上衣,但不愿再穿了,盖过死人的衣服他不能再穿,他现在把上衣拎在手上,准备当天就捐给红十字会。

  马克斯掀起塑料布,沃特克和赖伯看见了那张苍白而年轻的娃娃脸,死时噘起的小嘴。

  沃特克说:“我一看见这种情景就难受,我还不致于那么铁石心肠,说一声‘第四十六名死者’就完事了。”

  赖伯蹲下身去看死者。警医正在脱他的橡胶手套,沃特克正想问点什么时,医生关上手提箱说:“没有外来的暴力,详细情况有待解剖。死亡时间在昨天夜里22点到今天凌晨1点之间,死者在死前有过性交,体内没有精液残余,但体外有,看来是性交中断,那小伙子还挺小心,没有强奸的迹象,皮下淤血是吮吸所致,想必折腾得够呛……”

  “医生的挖苦话我听了老觉得胃里不舒服。”沃特克转问赖伯:“你在做脸部诊断?”

  “有点这个意思,她死时还在微笑,被谋杀的人是不会笑的。”

  “这倒很有启发。是死于毒品?”

  “很有可能。她死得很痛苦,但死到临头又有一种强烈的欣快感,在最后一息时再次尝到了飘飘欲仙的滋味。”

  “这是快活丸——摇头丸所致。”

  “我几乎可以肯定,解剖将会证明。”

  “我也料到了。”沃特克往后退了两步,以便让抬棺材的人把尸体运走,“现在要弄清楚她是谁,看看有没有失踪报告。死者的照片要在报上发表。”

  公路上停下一辆汽车,来者是检察官约翰内斯·克莱曼博士。沃特克问赖伯:你认为这事跟那个死去的布隆迈尔有联系吗?布隆迈尔死于摇头丸之后被人放在一所破房子里,这次的死者被人放在灌木树下,而且是光着身子。

  “姑娘的陪伴人想必十分惊慌,跟布隆迈尔一案情况有所不同。我看不出有什么联系,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两人都死于摇头丸。”

  “这次哪有什么惊慌!那家伙想抹掉一切痕迹,把女孩的衣服也带走了,干得有条不紊,是个冷酷的小子!”

  “我有点怀疑,特奥,我熟悉情况,我了解吸毒者的想法。他们不是犯罪分子,他们只是因为厌恶这个世界而想通过摇头丸寻找一个替代世界,寻找一种除了摇头丸外什么东西都无法提供的快活。一旦有人死了,他们就不知所措,好像弄坏了洋娃娃或者玩具汽车的小孩儿。真正的作案人是那些毒贩子,发售人,批发商和生产者。而那些在迪斯科舞厅和技术音乐舞会上乱蹦乱跳的人则是受害者,是想逃往快活世界的难民。”

  “你这是在为受毒害的青年辩护!”沃特克指指盖好了的死者说,“那个给姑娘吃药丸的小伙子……”

  “你怎么知道?也许两人都是有经验的吸毒者呢?”

  “等我们知道姑娘的名字以后会搞清楚的。”

  “我们会面对一道沉默之墙,跟布隆迈尔案件一样。”

  “或者能推开一扇门。”

  检察官克莱曼查看了尸体以后,死者就被装进棺材抬走了。克莱曼听取了沃特克和赖伯的报告,同意两人的看法。他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摇头丸案子!在德国已是第五十八起。往后还有让我们丢丑的事,那就是大量的犯罪!”

  他目送棺材抬走后说:“必须对青年进行全面的宣传。光是贴招贴画,写上什么‘别让毒品得逞’,只会引起消费者的讥笑,他们知道得更清楚,一场陶醉无论如何要比一种不冷不热的警告更为吸引人。我们必须同青年进行对话。”

  赖伯说了他的经验之谈:“检察官先生,这只是好听的理论。可是那些青年人不愿意和我们讨论,我们所代表的当今时代不能为青年一代提供他们的天地。为什么摇头丸成了时髦毒品呢?就因为青年们感到自已被出卖了,被遗弃了。”

  “没这回事儿!”克莱曼博士忿忿地看着赖伯说,“我们的国家为青年做了多少事!我就不懂他们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尤其德国青年的社会待遇是全欧洲最高的。我个人认为,关键问题是:我们的青年太舒服了!吃撑了!他们从来不需要一清早5点钟去排队买200克的面包,从来没有每周只能吃150克的肠子,从来不需要靠清水汤和苤蓝丝过日子,他们什么都有了,撑得不能再撑了,于是就逃向另一个臆想中的世界,拿毒品来麻醉自己。”

  赖伯问:“检察官先生,您有什么办法吗?”

  “我们要这么多的专家、反毒委员、青年心理学家干吗?都是些绝顶聪明的人,做了这么多的调查、鉴定,提出了治疗理论,洋洋数十万言,可就是没有建设性的思想。”

  赖伯说:“我赞成你的意见,我每天都面临着这些问题。如果说有谁了解毒品圈的情况的话,那就是我们第十三科。州刑侦局也站在第一线……但我们只能防御、观察、调查、抓人,而这一切就像用手掌拍水一样,溅起一些水花,泛起几层涟漪,水还是水,去年我们没收了239,051粒摇头丸,而今年5月以前就没收了170,834粒,同比增加了一倍多,而货流还在扩大。我们知道,在荷兰,首先是林堡和北布拉班,有大量的化验室在生产数以百万计的药丸,荷兰警方今年已破获了14座化验室和11座仓库,可是从波兰、其他东欧国家和一些不知名国家进来了多少药丸,还没有人统计过。摇头丸已经包围了欧洲,但没有人承认这一点,也缺乏了解。即使全世界都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又会有什么作用呢?人人都知道什么是海洛因、可卡因和大麻,但毒品的泛滥有增无减,甚至香烟的买卖也被犯罪集团所控制。越南人黑手党在柏林的争斗迄今已导致55人命归黄泉,然而对这些沾满了鲜血的香烟,人们照买不误,这就是国民对一切宣传的反应。”

  “可是我们不能向有组强犯罪团伙投降!”克莱曼博士激动地大喊。

  “只要我们还是死守目前的法律条文,就等于是投降。眼下外国人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禁区,没有人,尤其是没有一位政治家敢提外国人犯罪问题,而事实证明,现在65%的犯罪是外国人所为,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上升。可是,这个问题被捂住了,千万别引起对外国人的仇视,人权是基本法,犯罪分子什么时候都有,等等等等。还说什么现在国民的组成变了,来了那么多的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越南人、中国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民族大迁移打乱了国民的结构。我真不知道,就这样的脑筋,我们怎么能制止国际犯罪!”

  这时候沃特克插话:“这就是说,我们的法律该扔进垃圾桶了。不过,现在我们面对的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一具裸体女尸。取证工作结束了,我们还是去了解一下附近居民的情况吧。”

  农夫的证词很简单:他早晨8点左右出门遛狗,是一头猎犬,名叫弗兰茨·约瑟夫,是狗发现了尸体。他马上通知警察,并就地等候,就这些。

  “您的狗怎么叫弗兰茨·约瑟夫?”

  农夫一笑说:“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是个好猎手,我老投他的票……”

  “您的草地上是不是经常有人野营?”

  “有时有,大多是青年男女……”

  “您从未问过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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