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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下午2时刚过,珍妮特给在走廊顶端那间病房的病人作肌肉注射。回护士室的路上,她决定去察看一下海伦·卡伯特的病情。

  今天上午珍妮特在给海伦的静脉输液中加入那种有标号的药后一小时曾去看过她,海伦说她感到头痛。珍妮特担心她的病情,把这个情况用电话向梅森大夫作了汇报。梅森大夫建议给她服一种口服止痛药,并且说如果情况恶化马上通知他。

  海伦服了止痛药后,头痛没有消失,但也没有加剧。不管怎样,珍妮特不时去询问她的感觉,至少一个小时一次。

  现在差不多2时15分,珍妮特又进入海伦的病房。她看到海伦的头垂在一边,没有靠在枕头上,不禁大惊失色。她冲到床前。注意到她的心律不齐,更加忧心忡忡。她的脉律表明她的神经机能严重不良。珍妮特把电话挂到护士室,要蒂姆让马乔里来接电话。

  “海伦·卡伯特出现潮式呼吸现象,”珍妮特对马乔里说。

  “天哪!”马乔里大叫一声。“我马上通知神经科医生和梅森大夫。”珍妮特把枕头拿掉,把海伦的头放平。然后,她从口袋里拿出小手电筒,照海伦的瞳孔。其中一只瞳孔已放大,对光线毫无反应。珍妮特感到一阵颤动。

  很快,其他人开始赶到。先是马乔里和其他几个护士。接着是神经科医生伯特·阿瑟顿大夫和麻醉师卡尔·塞伯特大夫,医生厉声喊叫,采取措施降低海伦头部的压力。梅森大夫也赶来了,由于从科研大楼一路奔过来,他上气不接下气,一个劲儿喘着粗气。

  珍妮特尽管同他在电话中讲过话,从未见到过他本人。海伦名义上是梅森大夫的病人,但是出现这种神经危象,只得求助于阿瑟顿大夫。

  遗憾的是,各种急救措施无一奏效,海伦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医生们商量最后决定对海伦施行脑手术抢救。珍妮特感到大惑不解的是,他们要把海伦转到迈阿密总医院。

  “为什么要把她转出去?”珍妮特问马乔里。

  “我们是专科医院,”马乔里解释道。“我们没有神经外科设施。”大家飞快地做各项准备工作。珍妮特帮忙把海伦从病床移到轮床上,当轮床被推到电梯去时,珍妮特高举静脉输液瓶跟在旁边。

  在电梯里,海伦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原来不齐的呼吸竟然完全停止了。

  她那张苍白的脸很快变得发青。

  这是一天中第二次,珍妮特对病人作口对口人工呼吸。电梯一到一楼,塞伯特大夫马上命人去取气管导管和救护袋。塞伯特大夫把珍妮特推开,动作利落地把气管导管插入。接上救护袋后,他开始直接向肺部送气。海伦发青的脸变成半透明的苍白颜色。

  “好啦,我们走吧,”塞伯特大夫叫嚷道。

  他们把轮床折起来,推进救护车内。塞伯特大夫随车,负责保持海伦的呼吸状态。

  随着警灯闪烁和警笛长啸,救护车轰鸣着驶出停车台,飞快地消失在建筑物后面。

  等人群从救护车停车台消失后,珍妮特一个人站在那里。她喜欢一个人呆着。

  草地上一切是那样宁静。温暖潮湿的热带和风轻拂着她的脸。怡人的情景中夹杂着不协调的警笛声。对珍妮特来说,这渐渐逝去的忽高忽低的警笛声听上去像是海伦·卡伯特的丧钟。

  汤姆·威迪库姆感到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就向主管去请假。主管说他脸色苍白,同意他请假。

  “你有整个周末可以休息,”主管说。“好好睡一觉。你很可能患了流感。”

  所以汤姆已回到家中,但是他无法安下心来休息。问题还是出在珍妮特·里尔登身上。他刚刚设法让格洛丽亚安睡,突然传来她的敲门声,他吓得魂不附体。他心急慌忙之中潜入浴室,心想这一下可完蛋了。他已绝望到把枪握在手里的地步。

  以后病房里一阵忙乱,使他有机会脱身。他从浴室出来时,没有人注意他。他赶忙提着水桶溜到走廊里。

  问题是格洛丽亚还活着。珍妮特·里尔登把她抢救过来,但是她还在受罪。格洛丽亚现在在重点护理组,汤姆是不准许到那里去的。

  由于这一切,艾丽斯仍然不愿意同他说话。汤姆一直苦苦哀求,但毫无结果。

  艾丽斯知道,只有当格洛丽亚从重点护理组转回到私人病房时,汤姆才能接触她。

  现在只剩下珍妮特·里尔登。对汤姆来说,她好像是专门派来破坏他和他母亲创立的生活的魔鬼。他知道他必须把她干掉。只是现在他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她的名字已从招待所客房一览表上消失,因为她已搬出去了。

  汤姆看了一下表。他知道她下午3时下班。当然他也知道护士还要留一些时间交接班。他得在她下班出来时等在停车场。这样,他可以尾随她回家,然后用枪把她干掉。如果他这一次能够成功,他相信艾丽斯会打破沉默,同他讲话。

  “海伦·卡伯特死了!”珍妮特重复着这句话,眼眶里闪着泪花。作为专业医护人员,她一般不会因为病人死亡而哭泣,但是同一天发生两起惨剧,实在使她的神经受不了。此外,肖恩的反应也使她很不好受。他对海伦的死反应平平,却很关心她的尸体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她死了,”肖恩用抚慰的口气说。“我不想给你冷酷无情的印象。我这样反应的部分原因是想掩盖我内心的痛苦。她是个很好的人,太可惜了。尤其是想到她父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脑软件公司之一。”

  “这有什么区别?”珍妮特仍然气呼呼地说。她用食指关节抹了一下即将淌下的眼泪。

  “没什么大的区别,”肖恩承认道。“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哪怕你拥有世界上所有的财富,也没什么区别。”

  “你一下子变成哲学家了,”珍妮特挖苦他说。

  “我们爱尔兰人都是哲学家,”肖恩说。“这就是我们处理生活中悲剧的办法。”

  他们坐在餐厅里,是珍妮特打电话把他叫来的。她是在交接班结束,回家以前给他打电话的。她说她需要找人谈谈心里话。她把海伦·卡伯特的死讯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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