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55)_约翰·格里森姆

五五

　　新闻界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狂轰滥炸并未使我良心上感到丝毫不安，我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周我被捕的消息就是他们透露的。我能想见当时拉夫特和他那帮讼棍们兴高采烈地围坐一桌。对！把他被捕的消息透露给媒体；不仅如此，最好再提供一张他的照片，他们以为这样做会使我难堪，羞辱我，让我内疚，迫我交出文件，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了解他们的心思，知道这套游戏是怎样进行的。

　　我知道怎样应付记者。

　　我独自一人在“创建非暴力社区”接待咨询者，并且迟到了两个小时。他们耐心地坐在门廊的脏地板上等候，有的在打盹儿，有的在看报。开门的厄列对我的迟到很不满，他有自己的事要做。他为我打开了接待室，递给我记事板，上面写着十三个等待面谈的人的名字，我叫进第一个。

　　我惊讶于我在一周内发生的变化。几分钟前我走进大楼时丝毫不担心遭到枪击，在门廊里等厄列时也没意识到自己是个白人。我倾听那些求助者的诉说，很快就能为他们拿定主意。我甚至连外表也变得与他们相似：胡子一个星期没剃；头发盖过了耳朵，长得乱蓬蓬的；卡其裤起皱了；夹克衫也不齐整了；领带松松垮垮；耐克鞋式样虽未过时但已经很破了；戴一副角质架眼镜，活脱脱一副公益律师的形象。

　　那些前来求助的人可不关心这些，他们只想找个倾诉的对象，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名单上的人数增加到十七名，我花了四个小时才解答完毕。我忘记了即将到来的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交锋，也忘记了克莱尔，我发现后者更容易做到，这使我感到惆怅。我甚至忘掉了赫克托·帕尔马和我的芝加哥之行。

　　但是我无法忘记露比·西蒙。每一个新客户的到来都使我想起她，我并不担心她的安全，她在街头生活的时间远比我长。她为什么舍弃一个有电视和淋浴的干净的旅馆房间，而冒冒失失地闯向街头，人找一辆破车栖身呢？

　　她是个瘾君子，这是最明白也最自然的答案。可卡因像块磁铁，把她引向街头。

　　如果我不能使她在郊区旅馆里呆三个晚上，那么我该怎么做才能帮她戒断毒瘾呢？

　　这并不取决于我。

　　下午很迟的时候，接到了我哥哥沃纳打来的电话，突然打乱了我的工作步骤，他人已到了华盛顿，来这儿临时出差，因为不知道我的新号码所以现在才打通电话。他问我们在哪儿见面吃饭，我开口之前他就抢着说他来做东。他说有一家新开的馆子，名字叫丹尼欧，他的一个朋友一个星期之前吃过，味道很不错，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想到要好好吃一顿了。

　　去丹尼欧我没意见，那是一家时髦的、热闹的、价昂的、挺糟糕的餐馆，接完电话我拿着听筒愣了好一会儿神。我不想见沃纳，因为不想听他教训，他来这儿不是出差，虽然他每年大约有一次机会，我很清楚他是我父母派来的。他们在孟菲斯忧心如焚，为他们二儿子的离婚而伤透了心，为我的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而担忧劳神。必须派个人来打探一下情况，而这个人总是沃纳。

　　我们在丹尼欧拥挤的吧台前见了面。在我们握手或拥抱之前，他退后一步打量我的新形象。胡子、头发、衣服，从头至脚，概不放过。

　　“真够新潮的。”他说，语气中半是玩笑半是讥讽。

　　“见到你真高兴。”我说，故意不理他的调侃。

　　“你瘦了。”他说。

　　“你倒没有。”

　　他拍拍肚皮，好像那些多余的脂肪是一天之内偷偷长上去的。“我要减肥。”他今年三十八岁，长相不错，对自己的外表仍很在意。就因为我说他一句胖，他会一个月内瘦下来。

　　沃纳单身已三年了。女人对他来说很重要。他离婚时女方指责他与别的女人通奸，但女方也未能免俗。

　　“你看上去真不错。”我说。确实如此，合体的西装，崭新的衬衫，昂贵的领带。这些东西我也有一衣橱。

　　“你也不错，这是为了你现在的工作需要吗？”

　　“可以这么说，有时我不打领带。”

　　我们要了饮料，在拥挤的人群中啜饮着。

　　“克莱尔近况怎样？”他问，开始切入正题了。

　　“我想她很好。我们申请离婚，协议离婚，我已经搬出去了。”

　　“她快活吗？”

　　“我想她摆脱了我会感到如释重负，我敢说克莱尔比一个月之前要快活得多。”

　　“她有了人？”

　　“我不这样认为，”我说。我说话得小心，跟他谈话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会被转述给我父母，尤其是导致离婚的任何丑闻性事件。他们会说克莱尔的不是，而一旦他们相信克莱尔乱搞男女关系，那么离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那么你呢？”他问。

　　“没有，我一直洁身自好。”

　　“那为什么离婚呢？”

　　“许多原因，我不想再多说了。”

　　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他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双方为争夺小孩的抚养权而闹得不可开交。他事无巨细都告诉了我，有时我都感到无聊，现在他要求同样的回报。

　　“你一天早上醒来，忽然决定要离婚？”

　　“你是过来人，沃纳，事情没那么简单。”

　　餐馆领班把我们带到里面的座位上，我们往里走的时候看到一张桌子旁坐着韦恩·乌姆斯特德和另外两个我不认识的男人。乌姆斯特德是被那位“先生”劫持的人质之一，当时他去门外取食品，差点挨了狙击手的枪子儿。他没看见我。

　　诉状的副本于上午十一点钟送至董事会主席阿瑟·雅各布斯的手中，当时我在“创建非暴力社区”。乌姆斯特德不是公司的股东，所以我想他甚至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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