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51)_约翰·格里森姆

五一

　　我来到罗得岛街附近的耶稣会，一名天主教神父接待了我。他仔细研究了那份名单，但没有他认识的。“名字太多了。”他说。

　　上午遇到的唯一险情发生在“自由联合会”。那是一处大型聚会场所，建造者的名字早已被忘却，后来变成了一个社区中心。十一点钟的时候，一群人在大门口排队等着吃饭。我没打算在那里吃饭，所以就没排队，而是径直走向门口。有几个等着领食物的绅士认为我不守规矩，张口就是污言秽语。他们腹中饥饿，火一下子冒上来，竟然没注意到我是个白人。他们怎能把我误认为一个流落街头的人呢？门口有一名志愿者在维持秩序，他也认为我是个流浪汉。他毫不客气地伸出双臂阻挡我，第二次对我人身侵犯。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气愤地辩解道，“我是一名为无家可归者工作的律师！”

　　这才使他们安静下来，我突然又成了蓝眼睛的兄弟。我被允许进人大楼，没再遇到阻挠。负责人是基普牧师，是一个头戴贝雷帽、戴黑色领圈的脾气暴躁的小个子。我没给他留联络电话。当他意识到（1）我是一名律师；（2）我的当事人是伯顿一家；（3）我在为这个案子奔走；（4）将来有可能得到赔偿，他开始考虑能从中捞到多少钱。我在他身上浪费了三十分钟，离开时我发誓要让莫迪凯亲自来。

　　我打电话给梅甘，推掉午餐约会。我托辞说我现在在城市的另一端，还有许多人要见。真实的原因是我拿不准她是否在向我表示好感。她漂亮、聪明，完全值得喜欢，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我几乎有十年没谈过恋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她告诉我一则重大消息。露比不仅坚持了一上午的疗程，还发誓说要连续二十四小时不沾毒品。这真是个令人感动的情况，梅甘在戒毒室的外面看到了这一幕。

　　“她今晚必须离开街头，”梅甘道，“十二年来她一直没离开过毒品。”

　　我当然是帮不上什么忙了，梅甘倒有几个主意。

　　下午和上午同样劳而无功，唯一的收获是弄清了华盛顿市内每一家避难所的地址。我见了许多人，和他们交谈，与那些可能再见面的人交换了名片。

　　凯尔文·兰姆仍然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被驱赶出户的人。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死了。我手中剩下的十四个人消失在街头的茫茫人海中。

　　在无家可归者之中，只有小部分人是避难所的常客。他们时不时地光顾那里，只为了一餐饭、或者一双鞋。或者一条毛毯，然后踪影全无。他们不需要帮助，懒得与人打交道。很难相信剩下的十四个人就在这一小部分之中。一个月之前，他们还生活在屋檐下，并且付房租。

　　要有耐心，莫迪凯反复忠告我：贫民律师必须有耐心。

　　露比在“内奥米之家”的门口与我会合，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一见面就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她已经成功地度过了戒酒和戒毒两个疗程。梅甘已经为下面的十二个小时创造了良好的开端——露比不能再露宿街头了，她自己也默认了。

　　我和她开车出城，向西驶入弗吉尼亚大街。我们在郊区的一家商场买了牙刷、牙膏、肥皂、香波和许多糖果。糖果的数量连过万圣节也够了。我们继续驱车向城外驶去，在一个名叫甘尼斯维勒的小镇上发现了一家金碧辉煌的崭新的汽车旅馆，招牌上说单人房每晚只需四十二美元。我用信用卡付了账，但愿它没有失效。

　　我把她留在那儿，叮嘱她一定要锁好门，呆在房间里，哪儿也不要去，星期天早晨我会来接她。

　　星期六晚，三月份的第一天。年轻，无家室拖累，虽然肯定不如我以前那样富有，但也不至于囊中如洗。满满一衣橱的好衣服，还没穿过。全城一百万人口中，美女如云，她们被吸引到这个政治权力的中心；据传她们很愿意逢场作戏。

　　我独自呆在家中，比萨饼佐以啤酒，观看电视中的大学篮球赛，心中倒也自得。今人晚上我要是去公共场所，保准会有人不客气地问我：“嗨，你不就是那个被抓的人吗？今天上午的报纸上登了。”

　　我打电话给露比，看她有没有呆在室内。电话铃响了八次她才接，我差点吓坏了。她过得很好，冲了一个长淋浴，吃了很多糖果，不停地看电视。她没离开过房问。

　　她在二十英里之外，那个小镇在州与州交界的地方，地处弗吉尼亚州的乡村。我和她都不认识人，她没法得到毒品，我再次为自己的决定而得意。

　　在杜克-卡罗琳娜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放在塑料储物箱上比萨饼旁的手提电话响了，吓了我一跳。一个非常柔和的女声道：“哈啰，狱中鸟。”

　　是克莱尔，语调平和。

　　“哈啰。”我边答边拧小了电视的音量。

　　“你还好吗？”

　　“我很好，你呢？”

　　“我也很好。我在今天早晨的报纸上看到你的笑脸啦，我正为你担心哩。”克莱尔只看星期天的报纸，现在她看到了那篇关于我的报道，一定有人看到了转告她。也许正是上次接电话的那个热心的医生。她今天晚上也像我一样独自一人吗？

　　“这是一种体验。”我说，接着告诉她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加斯科开始，到我被释放为止。她想找个人讲话，当我缓慢地叙述我的遭遇时，我意识到她确实是独自一人，也许是百无聊赖，也许是寂寞难耐。也许她真的为我担心，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这件事究竟有多严重？”她问。

　　“严重盗窃罪最多可判十年。”我表情严肃地说。我喜欢被她牵挂。“但我不害怕。”

　　“那只是一份文件，对吗？”

　　“对，那不能算是盗窃。”当然是，但我心里不愿承认。

　　“他们会吊销你的律师执照吗？”

　　“会，如果盗窃罪名成立的话。执照自然会被吊销。”

　　“太可怕了，迈克。那你怎么办呢？”

　　“坦率地讲，我还没想过。那不会发生。”我说的完全是实话，我还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我目前无暇顾及。

　　我们礼貌地询问对方家人的近况，我还记得她的哥哥詹姆斯，以及他的恶性肿瘤病。他正接受治疗，她的家人感到乐观。

　　我谢谢她打电话来，而且互相承诺要保持联系。我把电话放在原处，盯着没了声音的电视屏幕，心中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想她。

　　露比冲澡后穿上梅甘昨天给她的新衣，显得容光焕发。她住的旅馆房间在底层，房门正对停车场。她正等我。她走进阳光，紧紧地拥抱我。“我成功了！”她满面笑容地说，“二十四小时内我没吸毒！”我们再次拥抱。

　　一对六十几岁的夫妇从邻近的房间走出，愕然地看着我们。天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我们返回市区，到“内奥米之家”去。梅甘和别的工作人员正等我们的消息。当露比宣布她成功后，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小小的欢呼。梅甘告诉过我第一个二十四小时最值得庆祝。

　　今天是星期天，一个本地的牧师过来组织《圣经》学习。妇女们集中在大厅内唱圣歌，做祈祷。我和梅甘在花园里喝咖啡，计划着露比的下一个二十四小时。除了做祷告，露比还得经过两次大剂量的疗程。但我们并不十分乐观。梅甘生活在瘾君子中间，她知道只要露比一回到街头肯定会故态复萌，她见得太多了。

　　让露比再多住几天汽车旅馆，我还能付得起账，而且我也愿意付这笔钱。但我下午四点要动身去芝加哥，去找赫克托，也不知道会在那儿呆多久。露比喜欢汽车旅馆，她表现出一副依依不舍的神情。

　　我们决定一次只考虑一天的安排。梅甘开车送露比去那个郊区旅馆，由我付账，让她在那儿过夜，星期一早晨梅甘再把她接回，然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做什么。

　　与此同时，梅甘要承担劝说露比离开街头的任务。她的第一站是戒毒中心，第二站是妇女临时避难所，她要在那儿呆六个月，系统接受生活指导，技能培训和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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