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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他又点了点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四年以前。” 　　我记录时手忍不住发抖。 　　他凑近我，小声道：“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妻子在宾州州立大学读书时的男友。” 　　“说下去。”我要求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我心中一点没有把握。 　　“他们尾随我。” 　　“谁？”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们四年来一直在跟踪我。” 　　“你想让我为你做点什么？” 　　“不知道。也许你能为我了结此事，我已厌倦了这种被跟踪的生活。” 　　我略作沉吟，这时莫迪凯刚与一个人谈完，正叫下一个，佩勒姆仔细观察着他的每个动作。 　　“我需要一些有关资料，”我对他说，“你知道那个特工的名字吗？” 　　“是的。我知道他生于何时何地。” 　　“也知道他死于何时何地？” 　　“对。” 　　他身边没带任何文字材料。 　　“为什么不到我的办公室去？带着材料来，我们在那儿谈。” 　　“让我想想。”他边说边看他的手表。他解释说他在教堂里业余兼职当门房，他快迟到了。我们握了握手，他就走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当贫民律师的一项重要本领就是要善于倾听。我的许多当事人只是需要倾诉。他们在生活中都饱受了各种各样的打击，现在有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为什么不对着他们一吐为快呢？莫迪凯很善于巧妙地抓住当事人叙述背后的实质性内容，再做取舍；而我则为这些人竟然穷到如此地步感到震惊。 　　我还明白一件案子最好立时解决，不要拖泥带水。我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有关食物配给券、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卡，甚至还有驾驶执照的申请。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填写一张表格。 　　一上午我们接待了二十六名当事人，离开时我们都精疲力竭。 　　“我们走走吧。”我们出来后莫迪凯对我说。天空湛蓝，微风清爽。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憋了三个小时后，走到户外，精神不禁为之一振。街对面是美国税务法庭，一座标致的摩登大厦。事实上，“创建非暴力社区”周围最近已矗立起不少更漂亮的建筑物，我们在第二大街和D街的拐角处停下来，打量着避难所。 　　“租约四年到期，”莫迪凯道，“房产商们正虎视眈眈。新的避难所准备建在两个街区以外。” 　　“又要发生争执了。” 　　“那将是一场战争。” 　　我们穿过街道，向国会山方向信步而去。 　　“那个白人跟你谈些什么？”莫迪凯问。 　　佩勒姆是我接待的唯一的白人，“真奇怪，”我不知从何说起，“他过去是宾州的一名医生。” 　　“又是谁在跟踪他？” 　　“什么？” 　　“又是谁在跟踪他？” 　　“联邦调查局。” 　　“很好，上次是中央情报局。” 　　我停住脚，莫迪凯没停。“你以前接待过他？” 　　“是，他是个谎话精。他名叫彼得什么的。” 　　“保罗·佩勒姆。” 　　“名字也变啦，”他转过头来，“他有没有给你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说不出话来，站在那里，目送着他走远。他双手插在军用雨衣兜里，双肩因为剧烈的大笑而不停地抖动。 　　当我鼓足勇气向莫迪凯请假，说我下午需要出去，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告诉我，我与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没人监督我的工作时问。如果我要请假，尽管去好了。我急忙离开办公室，只有索菲亚好像注意到我的离去。 　　我花了一个小时与保险理赔人接洽。我的车已变成一堆废铁。我的公司补偿我两万一千四百八十美元，余额由豹牌汽车公司承担。我欠银行一万六千美元，所以我离开时得到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另外还有一些零钱。这笔钱足够买一辆与我现在的身份——穷人的代理律师——相称的车，我也不用担心它失窃。 　　另一个小时浪费在我私人医生的接待室里，作为一个手持大哥大，有许多当事人的忙碌的律师，我却不得不呆坐在闷热的接待室里干熬，翻翻杂志，耳听着时钟的嘀嗒声。 　　一名护士让我剥得全身只剩一条内裤。我坐在一张冰凉的桌子上接受了二十分钟的检查，身上擦伤的地方已经瘀血。大夫在我身上指指戳戳，使我疼痛难忍，然后告诉我两周内我会康复。 　　准四点我来到克莱尔律师的办公室，一位表情严肃着装像男人的女职员接待了我，喧闹声回荡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种声音里都充斥着雌性的气味：接电话女孩的粗鲁的沙哑的嗓音，扬声器里飘出的乡村女歌手的低沉的歌声，间或从大厅传来的尖叫声，房间的色彩清淡：淡紫、粉红、浅灰。咖啡桌上的杂志好像在声明：我们探讨的是严肃的女性问题，没有花边新闻，也没有蜚短流长；它们只供来客瞻仰，而不是让人阅读的。 　　杰奎琳·休姆先是通过赶走几名刚愎自用的医生而大赚一笔，随后又告倒几名进行性骚扰的参议员而建立了勇猛刚直的名声。华盛顿特区收入较高婚姻不幸的男人听到她的名字无不蹙眉，我只想早点在文件上签名，然后走人。 　　事与愿违，我被迫等了三十分钟。当她的助手领我进入大厅的办公室时，我差点发作。她递给我分居协议，我第一次面对现实。文件的题头是：克莱尔·艾迪生·布罗克对迈克尔·尼尔森·布罗克。 　　法律规定我们分居六个月后才能离婚。我仔细阅读了协议，签上名，然后就离开了。到感恩节的时候，我就能合法地回复到单身的状态。 　　我下午的第四站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大厦的停车场，五点正波利带着两个贮物箱在那里与我会面，箱子里装着我办公室里的遗留物品，她很客气，动作麻利，但紧闭双唇，自然是行色匆匆。他们很可能在窃听她。 　　我向前走了几个街区，在一处繁华地段停下来。我斜靠一幢大楼，拨通了巴利·纳佐的电话。他和往常一样正在开会。我报了我的名字，并说有急事，三十秒之内，巴利接了电话。 　　“我们能谈谈吗？”我问。我猜有人在录音。 　　“行。” 　　“我就在大街上，在K街康乃狄格广场。我们喝杯咖啡吧。” 　　“一小时内我会赶到。” 　　“不行，就现在，要不拉倒。”我不想让他们有时间耍花样，也来不及窃听。 　　“那么，嗯，好吧，就现在。” 　　“我在宾格勒咖啡店等你。” 　　“我知道那家咖啡店。” 　　“我等你，一个人来。” 　　“你电影看得太多了，迈克。” 　　十分钟后，我们坐在那家拥挤的小店的窗前，手端咖啡，注视着窗外广场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为什么搜查我的公寓？”我问。 　　“为了那份档案，你拿了它，我们想要回，很简单。” 　　“你们不会找到它，快停止那该死的搜查吧。” 　　“你现在住哪儿？” 　　我嘴中含糊带过，故作高深地笑了起来，“按照惯例，搜查之后就要拿人，”我说，“这次也会这样吗？” 　　“我无权奉告。” 　　“谢谢你，伙计。” 　　“听着，迈克尔，我先假定你不对，你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那是偷窃，再明白不过了，你这样做就是与公司为敌，我作为你的朋友，仍在这家公司工作，当你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你不能指望我帮你。这局面是你造成的，而不是我。” 　　“布雷登·钱斯没有全部讲实话，这家伙很卑鄙，犯了错还狂傲自大，现在他想藏起他的狐狸尾巴，他让你相信这只是一件简单的文件失窃案，只要追着我就万无一失。但这份文件会让公司抬不起头来。” 　　“你的意思是？” 　　“停止动作，别做傻事。” 　　“就像逮捕你？” 　　“对，这是首要条件，我一直在小心提防，这可不是玩的。” 　　“你不该偷窃。” 　　“我并没打算偷，你说对吗？我只是借用一下。我想拷贝一下再还回，但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做。” 　　“这么说你终于承认文件在你手里？” 　　“是的，但我也可以否认。” 　　“你在玩游戏，迈克尔，但这不是游戏，你会害了你自己。” 　　“如果你们停止动作就不会，就现在，让我们休战一个星期。不要再搜查，也不要让逮捕之类的事发生。” 　　“行，不过这么做公司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会公布文件使公司难堪。” 　　巴利摇摇头，喝了一大口热咖啡，“我无权与你订约，我的职位太低。” 　　“是阿瑟发号施令吗？” 　　“当然。” 　　“告诉阿瑟我只跟你谈判。” 　　“你真是想当然，迈克尔。你以为公司要与你谈判，坦率地说，他们不想。他们对文件被盗，以及你拒不归还大光其火。你不能怪他们。” 　　“让他们小心，巴利。这份文件足可以上头版头条，记者们会闻风而动，跟踪报道，如果我被捕，我将把文件捅给《华盛顿邮报》。” 　　“你疯了。” 　　“也许吧。钱斯有一个名叫赫克托·帕尔马的帮办，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 　　“你没进入他们的圈子。” 　　“我从来没说我是他们圈子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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