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12)_约翰·格里森姆

一二

　　“很可能有关。”

　　“谁是你的监督股东？”他猛地把笔从衣袋里掏出来，好像要记下这个人的名字，好让这个人来责备我。

　　“鲁道夫·梅斯。”

　　他狠狠地把这个名字写了下来。“我很忙，”他说，“请你离开好吗？”

　　“我为什么不可以看一看档案？”

　　“因为它是我的，我说不行就不行。怎么样？”

　　“恐怕这样不太好吧？”

　　“这样对你有好处。你怎么还不走？”他站起身来，当他指着门时，他的手直颤抖。我冲他笑了笑，离开了。

　　那位帮办把一切都听在耳里，当我走过他的办公桌时，我们交换了一下眼光，都感到有些困惑。“真不是东西。”他说这话时几乎是只做个口形而没有真正说出声来。

　　我冲他也笑了笑，点了点头表示同感。不是个东西但是是个傻瓜。如果钱斯刚才态度和蔼，向我解释说是阿瑟或其他的什么头儿叮嘱过这份档案已经封存起来，我就不会产生疑心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能否得到这份档案将是个关键问题。

　　我和克莱尔有各种电话机，无论是衣袋里或提包中的手机，还是汽车里的电话机，更不用说两只寻呼机，所以我们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容易的，但我们的婚姻状况使得什么都变得不那么容易了。我们要在晚上九点钟才能凑到一起。她每天工作都很忙，一天下来已是精疲力竭，她的每一天当然比我所做的任何事都更累，而我的工作则更为重要，因为我是博士，又是律师。我们的生活就像一种不顾规则的比赛。

　　我已厌倦这种比赛，我看得出来，她很高兴看到我这次死里逃生所产生的余悸，看到我离开办公室满街闲逛。她的一天要比我更富成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她的目标是要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女神经外科医生、脑科医生，甚至是男医生在无计可施时都要向她求教的名人。她学习时成绩优异，意志异常坚定，有女中豪杰的男子气概。她要超过所有的男性，就像她现在正在超过我这个老练的有耐力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一样。这种比赛已经不新鲜了。

　　她开的是一辆米亚塔牌跑车，不是四轮驱动的，所以，天气不好时我很担心。她再过一小时就该下班了，我要开车去乔治顿医院也得一个小时左右。我到那里把她接来，然后再找一家餐馆，不然就去中国餐馆买些外卖，这是我们常有的事。

　　我开始整理桌子上的文件和物品，认真地驳回了最近的十份档案材料，在桌子上我只有十份材料，这是我从鲁道夫那里学来的，我每天处理一份，按小时付酬是个很主要因素。我最重要的十份材料中当然包括那些最有钱的客户，不管他们的问题是多么紧迫。这也是从鲁道夫那儿学来的伎俩。

　　我预计每年要有二千五百小时是按小时付酬的，即每周五十小时，每年五十周。而付酬的数目是每小时三百美元，这样每年我可以从公司拿到七十五万美元。其中他们付给我十二万，外加三万保险金和二十万间接费用，股东把其余的留下，每年年终时按一个复杂得吓人的公式计算再分配给个人，结果每一次都争个你死我活。

　　我们公司的股东们很少有人收入不足一百万，有人甚至达到二百万美元，一旦我也成为股东，我就会成为终身的。所以，如果我在三十五岁就顺利地当上股东的话，以后的三十年收入就相当可观，财产也是巨大的了。

　　正是这个梦想让我们没日没夜地守在办公桌旁。

　　我正在桌子上计算着这些数字，这是我经常干的，我想也是公司其他人经常干的。这时电话响了，是莫迪凯·格林打来的。

　　“布罗克先生吗。”他很礼貌地称呼，他的声音十分清晰，但也可以听到电话里的背景声音在叮叮地响着。

　　“是的，请叫我迈克尔。”

　　“很好，你看，我已打过几次电话了，你不必担心，血检的结果是阴性。”

　　“谢谢。”

　　“不客气。”

　　“我想你可能急于知道这个结果。”

　　“谢谢，”我又一次道谢，这时他身后一阵吵闹声，“你现在在哪儿？”

　　“在一个流浪汉的避难所里，雪太大了，他们一下子都跑到这里，结果饭不够吃了，我们都忙着这件事，好把他们安顿下来。”

　　办公桌是桃花心木制作，样式古朴，地毯是波斯地毯，椅子包的是红色真皮，显得十分富丽，技术制造很具艺术性。我端详着这精美的办公室，多年来第一次考虑这样的问题：这些东西得花多少钱？我们难道不是在追逐金钱吗？我们为什么这么卖力地工作？就是为了买更高级的地毯，或更古老的办公桌吗？

　　在我温馨漂亮的房间里，我想到了莫迪凯·格林，他这时正在义务地为避雪的无家可归的人忙活，为饥寒交迫的人布施食物，可想而知，他这时是满脸微笑，语言亲切。

　　我们两人都有法律学位，我们都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我们都具有律师的雄辩的口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同宗同源的。但我是在帮助我的客户吞掉他们的竞争对手，让他们的进账金额上再加几位数，我也从中获了利发了财，而他却在帮助他的客户吃上顿饱饭有张温暖的床。

　　我看着我在记事本上写的数字——每年一共收入多少，一共多少年，这样一步一步走上发财之路——一种愧疚攫获了我的心，多么露骨，多么无耻的贪婪。

　　这时电话铃把我惊醒了。

　　“你怎么还在办公室？”克莱尔问道，每个字都说得那么慢，因为每个字上都蒙着一层冰。

　　我看了看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呃，噢，西海岸的一个客户打来电话，那边没下雪。”

　　我知道这是常撒的谎，这没什么关系。

　　“我在等你，迈克尔，是不是我得走回去？”

　　“不，我尽快赶到你那儿。”

　　我以前也让她等过。这也是竞赛的一部分，我们都太忙了，很难准时的。

　　我匆匆走出大楼，走进风雪之中，不太在乎又一夜被白白浪费掉了。

　　大雪终于停了。和克莱尔一起凭窗品着咖啡，我一边在朝南的灿烂阳光下浏览着报纸，报上说国家机场已开放。

　　“那我们去佛罗里达州吧，”我说，“现在就走。”

　　“好呀，就去巴哈马斯。中午过不了多久就到了。”

　　“不行。”

　　“当然行啦，这几天我不上班，而且——”

　　“怎么不行呢？”

　　“因为我现在正有空，在我们公司如果你要是没有案子接就可以休息几天。”

　　“你现在正闲着呢。”

　　“我知道，那挺有意思的，真的。人们尊重你的地位，表面上十分热情，拍你的马屁。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说着说着就严肃起来，说道：“我可不会那一套。”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不过是心血来潮而已，我知道她要做的事太多，这么做是够残酷的，我想。我又读我的报去了，但我也没有感到遗憾，我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她都是不会和我一起出去的。

　　她突然忙了起来，预约看病，上课，查病房，十足一个雄心勃勃的高级专科医院的实习医师的生活。她冲了个淋浴，换了衣服，准备去上班。我开车把她送到医院。

　　当我们缓慢地在铺满积雪的街上行驶时，我们俩谁也没有开口。

　　“我要到盂菲斯去几天。”我在驶进水库街的医院门口时很诚恳地和她说。

　　“噢，是嘛。”她不动声色地说。

　　“我得去看望一下父母，快一年没见面了，我想这正是时候。我在下雪天总是没有情绪工作，你知道，我这几天也没有事。”

　　“好吧，打电话给我。”她说。她打开车门，又把门关上了，没有亲吻，没有说“再见”，没有关切。我看着她走上人行道，消失在大楼里。

　　就这样分手了，我不愿意把这些事告诉妈妈。

　　我的父母刚刚六十出头。他们身体健康，但都不得不退休了。不过他们倒是自得其乐。爸爸做过三十年的航班飞行员，妈妈当过银行的经理。他们工作都很努力，也有丰厚的积蓄，为我提供了一个上层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的家庭环境，我和两个兄弟都能在最好的私人学校里就读。

　　他们都是很实在的人，思想传统，富于爱国热情，没有一点坏习惯，两人情感甚笃。他们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做礼拜。参加六月四日的游行，每周去一次扶轮国际分社，他们还各处旅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他们现在还为三年前我哥哥沃纳的离婚伤心。沃纳是亚特兰大州的律师，他的妻子是他大学时的女友，她是孟菲斯人，她的父母我们也都认识。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婚姻破裂，他的妻子得到了孩子的监护权，并搬到了波特兰，如果没有什么事，我的父母每年去那里看一次孙子。这个话题我是从来不提起的。

　　我在孟菲斯机场租了一辆汽车，向东开往东郊，那里住的都是白人，这个城市的特点是黑人住在城里，白人住在郊区，有时黑人也搬到这里的住宅小区，这时白人则再向外迁移到更远的郊区，孟菲斯城就这样一点点竞赛似的向东延展。

　　我的父母经营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他们建了一座新的玻璃房子，每个窗子都可以看得到球场的平坦球道。我不喜欢这个房子，因为球道上总是有人打球，不过，我从没有向他们说过我的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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