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8)_约翰·格里森姆

八

　　“我当然知道。”

　　“那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在医院呀。”

　　“我们这九个人当了六个小时的人质，八个人的家人都去了，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亲人，我们算幸运，逃了出来，是秘书开车把我送回来的。”

　　“可我离不开呀。”

　　“你当然离不开，你根本不关心我。”

　　她搬过一把椅子放在沙发旁边，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他们让我呆在医院，”她开始解释，语调冷冰冰的，“我们知道人质的问题，只要有这种情况发生就可能有人伤亡。在这种事发生时，他们都会通知医院，要每个人都进入待命状态。”

　　我又深深地饮了一口酒，想找一些更刺激的话来说。

　　“我就是到你的办公室也帮不了什么忙，”她继续说道，“我一直在医院等候。”

　　“你打电话了吗？”

　　“我想打的，可电话总是占线。后来一个警察来了电话，他又把电话挂断了。”

　　“那么两个多小时以前你在哪儿？”

　　“在手术室，一个小孩被汽车撞了，手术时他死了。”

　　“真是不幸。”我说。我总也搞不懂医生是如何能够面对这么多的死亡和痛苦的，那位先生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第二具死尸。

　　“我也认为太不幸了。”她说，她一边说着一面去厨房里取了一杯酒，我们就在这昏暗之中相对而坐，呆了好一会儿。因为我们平时交谈很少，所以谈起活来并不容易。

　　“你想把今天的事说说吗？”她问道。

　　“不，现在不。”我真的不想说。酒和我吃的药片混和在一起，我喘气有些粗。我又想起那位先生，他是多么镇定和平静，就是在挥舞着手枪，腰上缠着炸药时也是如此，他在长期的沉默之中也无动于衷。

　　我现在也需要沉默。明天我会谈的。

　　药力的作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四点钟，我醒来时嗅到那位先生脑浆的刺鼻的气味。我在黑暗之中有好一阵子感到狂躁不安，我揉了揉鼻子，又揉了揉眼睛，用手不断拍打着沙发，这时我听到有动静，克莱尔就睡在我身边的椅子上。

　　“还好吗？”她碰了碰我的肩膀，柔声地说，“就当是场噩梦。”

　　“递给我一杯水好吗？”我说，她去了厨房。

　　我们谈了一个小时。我把我记住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她靠近我坐着，给我揉膝盖，手里还端着水杯，关注地听着，在过去五年中我们交谈得太少了。

　　她在七点钟时要去查房，所以我们一起烧早饭，早餐的内容是华夫饼和咸肉。我们就在厨房的柜台上用餐，前面有一台小电视机。六点的早间新闻一开始就是人质的内容，人质危机时楼里有几声枪响，楼外围了许多人，当危机结束时，我们这些人质中有几个匆忙离开了。至少有一架直升机是这个新闻电视台的，它的摄像机紧紧地瞄准我们的窗子，当那位先生向窗外窥视时，可以看到他，但时间很短，仅仅几秒钟。

　　他的名字叫德文·哈迪，四十五岁，越战老兵，有过前科，但不严重。在新闻之后放了他的面部照片，那是一次因抢劫遭逮捕时留下的档案材料，但看起来并不太像那位先生，没有胡须，没戴眼镜，看起来也更年轻一些，新闻报道说他是无家可归的，而且吸毒。但这次犯罪的动机尚不明确。也没有家人出现。

　　对于这条新闻没有外界评论，这一报道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接下来的是天气预报，报告说下午晚些时候可能有大雪。那是二月十二日，在这以前已下过一场大雪了。

　　克莱尔开车送我去上班，当时才六点四十分，当我发现我的汽车旁边已停了几辆其他进口车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停车场从没有空闲过，我们有些人就睡在办公室里。

　　我答应她在上午晚些时候打电话给她，这样午饭我们就在医院里吃。她告诉我要悠着点，起码在这一两天要注意一些。

　　我该做些什么呢？躺在沙发吃药片吗？最理想的是休息一天，然后再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我向大厅里的两个十分警觉的保安人员道了早安，四部电梯中有三部开着门在等候上班的人们，我挑选了一下，还是走进昨天早晨与那位先生邂逅的那部电梯，当时的情景又慢慢地浮现脑海。

　　立刻有一百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他为什么选择了我们这座楼？选择了我们公司？在进入大厅之前的一段时间他在哪儿来着？通常在前面巡视的保安人员当时到哪儿去了？每天这里都有几百名律师进进出出，为什么选中了我？为什么选中了六楼？

　　他在追求什么呢？我不相信德文·哈迪仅为惩戒几位有钱而又不够慷慨的律师竟以自己生命为代价去换取。他可以去找更有钱而且更贪婪的人去报复。

　　他问的一个问题“有谁把付不起租金的房客赶走过”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的，但我不一会儿就不再想了。

　　电梯停了下来，我走出电梯，这一次没有人跟在我身后。戴维尔太太这时候还不知在什么地方睡觉，六楼里十分清静。在她的办公桌前我停了下来，看了看通往会议室的两扇门。我慢慢地把靠近我的那扇门打开，这就是乌姆斯特德站在那里时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射中那位先生头颅的地方。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轻轻地打开灯的开关。

　　就好像这里从未发生过什么似的，会议室桌椅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那位先生死时弄脏的地毯已被更漂亮的地毯所替换。墙上新涂了一层漆，甚至在当时拉夫特头上天花板上的弹孔都不见了。

　　公司的头头们昨天夜里一定花了不少钱把现场搞得如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今天一整天这间屋子肯定会吸引一些人来看，但他们肯定会一无所获的。这样只能耽误他们一会儿时问。我们这个崭新的办公室里不能有一丝社会渣滓的痕迹。这种掩饰是十分冷酷的，而且是令人伤心的，我明白这其中的原因。我是有钱的白人。我还期待什么呢？还要立个纪念碑吗？还是留作纪念馆呢？还要让那位先生的流浪汉同伙送来一束束鲜花吗？

　　我也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但这种新漆的气味让我有些恶心。

　　在我的办公桌上，在固定的位置上，每天早晨都放一份《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我以前知道每天送报人的名字，但很早就忘了。在邮报的城市版的第一页，在中间折叠线下，就是德文·哈迪被击毙的消息以及昨天人质危机的长篇报道。

　　我很快就读完了全文，因为我认为我比任何记者对这件事情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我也从报上知道一些新的内容。那些红棒棒并不是炸药，而是把扫帚把锯成一段一段的再缠上吓人的银白色胶带，把我们这些人吓得灵魂出窍。枪是真的，0.44口径的自动枪，是偷来的。

　　因为这是邮报，所以对德文·哈迪的报道比对我们这些人质报道要多，报道内容基本是公允的。我感到很满意。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任何人都没说一句话。

　　根据在十四街的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一个名叫莫迪凯·格林的人说，德文·哈迪曾在国家植物园当过多年的看门人，由于削减预算而失去工作，曾因抢劫入狱服刑数月，后来就流落街头了。他又饮酒又用毒品，生活十分艰难，不时在商店趁人多时扒窃。格林的这个事务所已几次向他催款，至于他是否有家人，他的律师则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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