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1)_约翰·格里森姆

一

　　穿着橡胶靴子的那个人随我身后进了电梯，但起初我并没有看见他。不过我嗅到了他身上那股气味——有刺鼻的烟味、廉价酒的酒味以及那些露宿街头的流浪汉长期不洗澡的气味。电梯上升时，我们互相没有打招呼，我最后向他瞥去时才发现那双橡胶靴子是黑色的，很脏，而且很大。一件褴褛的战壕雨衣一直垂到膝下，雨衣里面一层一层的脏布缠裹在腰间，所以他显得很粗壮，几近于肥胖，但这可不是营养过剩所致。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冬天，那些流浪街头的人几乎把他们的全部衣物都穿在身上，起码给人们的感觉就是这样。

　　他是个黑人，已上了年纪，须发灰白，像是多年未洗也未理了。他戴着太阳镜，双目直视，根本无视我的存在，这竟使得我也纳闷，真的，我又为什么去观察他呢？

　　他不是这楼里的人，这不是他的房子，不是他的电梯，这是他根本住不起的地方。整个八层楼的律师都在为我们公司工作，他们是按小时来付酬的，这在我看来也是个不光彩的做法，尽管我已在这儿工作七年了。

　　一定是个街头流浪汉到这里来暖暖身子，这在冬天的华盛顿闹市区是常有的事。但是我们是有保安人员来对付这些人的。

　　我们在六楼停了下来，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根本没有按电钮，没有选择他要去的楼层。原来他是尾随我而来。我迅速地离开电梯，迈进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师大厦那层楼的豪华的大理石门厅。我回过头去又看了一看他，他仍站在电梯里，两眼漫不经心地望着什么，似乎什么也没在看，仍然不理睬我。

　　戴维尔太太是我们公司一位十分富于活力的接待员，以一种她特有的蔑视的表情向我打个招呼。“看那个电梯。”我说道。

　　“怎么了？”

　　“有个流浪汉，你可能得去叫保安。”

　　“那些人。”她拿腔作调地用法国口音说道。

　　“对了，再拿些消毒水来。”

　　我走开了，把大衣脱了下来，把穿橡胶靴子的那个人忘到了脑后。整个下午，我一个会接着一个会，都是和一些重要人物研究重要的问题。我朝向墙角正要同我的秘书波利说话，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戴维尔太太站在桌子后面，吓呆了，两眼盯着那个流浪汉手中那支手枪长长的枪管。由于我是第一个跑过来帮她的，他就把枪慢慢地对准我。我也变得僵直了。

　　“别开枪。”我双手高举着对他说道。我看过不少电影里类似的情节，我深知该怎么去做。

　　“闭嘴！”他咕哝道，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

　　我身后大厅的过道有声音传来。有人喊道：“他有枪！”这时声音渐渐小了下来，我的同事在敲后门，我几乎都能看见他们从窗户跳了出去。

　　就在我的左手旁有一个笨重的木门，通向大会议室，里面这时正有八名律师，他们都是我们诉讼科的人。八名嗅觉迟钝、又天不怕地不怕的讼师正在耗费他们的时间琢磨怎样毁坏人，其中最粗暴的是一个叫拉夫特的好斗的家伙。他猛地把门推开，喊道：“怎么搞的？”这时本来对准我的枪口又朝向他，那个穿橡胶靴子的人正好找到他要找的人。

　　拉夫特在门口处命令道：“把枪放下！”话音未落接待厅里又响起了第二枪，子弹穿过拉夫特头上的天花板，吓得他刚才那股威风全都不见了。这时枪口又朝向我，我没有反抗，跟在拉夫特后面进了会议室。临进去前我看到戴维尔太太正在桌子后发抖，她已经吓呆了，把头缩进了脖子里，高跟鞋整齐地摆放在废纸篓旁。

　　穿橡胶靴子的那个人将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把枪在空中慢慢地挥舞着，使屋里的八个人都对它望而生畏，它好像很好使，射击后的那股气味比那拿枪人身上的气味更引人注意。

　　会议室中间一张大长桌子几乎把屋子占满了，桌上堆满了文件和报纸，就在几秒钟之前它们还显得是那么重要。一排窗子正俯视着下面的停车场。有两个门通向走廊。

　　“都靠墙站好！”他命令说，那支枪就像十分有效的道具一样。他又把枪口对着我，离我的头很近，说道：“把门锁好！”

　　我遵命把门锁上了。

　　不知怎么，我总是想起那个邮局惨案中可怕的枪声——一个心怀不满的雇员午饭回来带回一支枪，把十五名一起工作的人全都打死了。我又想起了运动场上发生的几起惨案以及某个快餐店里的血案。

　　那些受害者都是些无辜的儿童或是守法的公民。我们是一帮律师！

　　他连吆喝带用枪威逼，我们八个人都靠墙站好了。当其他人都站得合他的意了，他又朝向我。他要干什么呢？要问一些问题吗？如果是那样，那就好了，我准保让他满意。我看不见他的眼睛，因为他戴着太阳镜，不过他可以看见我的眼睛，而且正把枪口对着我的眼睛。

　　他把他那脏兮兮的战壕雨衣脱了下来，又把它叠好，好像是件新衣服似的。然后把它放在桌子的一角，这时在电梯里闻到的那股味又回来了，不过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他站在桌子的一端，又开始慢慢地脱下里面的一层——一件塞得鼓鼓囊囊的灰色卡迪根式夹克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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