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气室(64)_约翰·格里森姆

六四

　　“他们的地盘在哪儿？”

　　“在加以控制的地方。如果放手让他们撒野，看看会发生什么吧。犯罪、吸毒、爱滋病、私生子，社会的道德结构会全面崩溃。”

　　“那核扩散和杀手蜂怎么解释呢？”

　　“你听明白我话里的意思。”

　　“那基本权利，那些激进的观念，像什么选举权、公厕使用权、餐馆用餐权和饭店住房权，以及在居住、就业和受教育上不受歧视的权利怎么保证呢？”

　　“你口气跟埃迪一样。”

　　“那好啊。”

　　“他高中快毕业时就是那样滔滔不绝地谈论非洲商所受的虐待有多么严重。他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了家。”

　　“你想他吗？”

　　“起初或许不想。我们常常吵架。他知道我是三K党徒，讨厌看见我。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你对三K党比对你亲生的儿子还想得多些？”

　　萨姆凝视着地板。亚当在律师用的拍纸簿上胡乱划着。空调的轰鸣渐渐转低，有一会儿似乎决定彻底停机。“他是个可爱的孩子，”萨姆轻声说，“我们以前常去钓鱼，那是我们俩共同的大事。我有一条旧船，我们在湖上钓鲈鱼和鳊鱼，有时还有欧洲鲈鱼，一钓就是几个小时。后来他长大了，不再喜欢我。他为我感到羞耻，这当然让人伤心。他希望我改变，而我希望他像所有其他与他同龄的白人孩子一样领会问题。在他上高中期间我们疏远了，后来好像民权运动开始了，干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彻底完了。”

　　“他参加那场运动了吗？”

　　“没有。他并不蠢。他或许在心里是同情的，但从不在嘴上说。本地人还是别到处跟人家去说那些废话的好。煽风点火不断制造混乱的北方犹太人和激进分子已经够多了。他们不需要别人帮忙。”

　　“他离家后干什么去了？”

　　“参军。这是离开咱这小城，离开密西西比州最简单的办法。他走了三年，回来时带了一个老婆。他们住在克兰顿，我们几乎见不着他们。他有时跟他母亲聊聊天，跟我就没什么话说。在六十年代初期，黑人运动尚在起步阶段。三K党的集会和活动非常频繁，大部分都发生在我们南边一带。埃迪保持着超然立场。他沉默寡言，反正他从来话就不多。”

　　“接着我就出生了。”

　　“你出生时大概正赶上那三个民权分子失踪。埃迪居然胆敢问我是否卷入此事。”

　　“你卷入了？”

　　“当然没有。几乎过了一年我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

　　“他们是三K党，是不是？”

　　“是的。”

　　“那些小伙子被杀你高兴吗？”

　　“这到底跟一九九〇年的我和毒气室有什么关系？”

　　“你参与爆炸活动时埃迪知道吗？”

　　“福特县任何人都不知道。我们一直不是大活跃。就像我所说的，那些活动都发生在我们南边一带，在默里迪恩附近。”

　　“那你是迫不及待跳进去的啦？”

　　“他们需要帮助。联邦调查局的人渗透很深，几乎任何人都不能信任。民权运动像滚雪球似地迅速发展。我们应该采取一些行动。我并不以此为耻。”

　　亚当微笑着摇摇头。“但埃迪感到羞耻，不是吗？”

　　“在克雷默爆炸发生之前埃迪对情况一无所知。”

　　“你为什么把他扯进来？”

　　“我没有！”

　　“你怎么没有！你告诉你老婆去找埃迪，让他开车去克利夫兰把你的车取回。做了这件事之后他便成了从犯。”

　　“我当时身在监狱，对吧。我吓坏了。而且这事从来没人知道，并没有造成伤害。”

　　“埃迪也许不这样想。”

　　“对，我不知道埃迪是怎么想的。到我出狱时，他已经失踪。你们全都走了。直到他母亲的葬礼前我始终没再见到他。他悄悄进来参加了葬礼，没跟任何人讲话又悄悄走掉了。”他用左手揩一下前额的皱纹，接着把手指插进油腻的头发里。他面色黯然，亚当看见他瞥了一眼窗口，眼角似乎有些湿润。“我最后一次看见埃迪是葬礼后在教堂外面他正要钻进他的车里。他匆匆忙忙。感觉告诉我，我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来这儿是因为他母亲去世，我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再没有其他原因可以让他回来。我当时站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莉在我身旁，我们俩眼睁睁地看着他开车走了。我在那儿埋葬了我的妻子，同时眼看着我的儿子从此消失。”

　　“你设法找过他吗？”

　　“没有，没真正找过。莉说她有个电话号码，可我不想乞求谁。他显然不希望跟我再有什么联系，所以我也就不去打扰他了。我经常想起你，记得我曾跟你的祖母说要是能再见到你该有多好。不过我并不想花许多时间去查找你们的下落。”

　　“要找到我们可没那么容易。”

　　“跟我听说的情况一样。莉偶尔与埃迪通通话，然后她会转告我。听上去好像你们转遍了加利福尼亚州。”

　　“十二年里我上了六所学校。”

　　“那是怎么回事？他这是干什么？”

　　“多方面的问题。有时是他失了业，我们因为付不起房租而搬家。有时是母亲找到了一份工作，因而我们只好搬往另一个地方。还有时是爸爸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对我的学校大为不满，于是非让我转学不可。”

　　“他都干些什么工作？”

　　“他一度在邮局工作，直到最后被解雇为止。他威胁要告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坚持与邮政系统为敌。他找不到律师代理他的案子，所以就写信骂他们。他始终有一张小书桌，上面放一台旧打字机，还有好几抽屉的文件，那是他最珍视的财产。每次我们搬家，他都极小心地照料他的办公室，他就这样称呼自己的书桌。他对其他的东西都不在乎，反正也没多少东西，但他却不惜以生命保护他的办公室。我还记得许多夜晚我躺在床上努力让自己入睡，却听见那台该死的打字机整夜整夜地敲个没完。他恨那个联邦政府。”

　　“到底是我的儿子。”

　　“但我认为你们恨的理由不同。有一年国内税务局找上了他，这事我一直觉得纳闷，因为他挣的钱数都够不上交三块钱的税。总之他为此而向国内税务局宣战，他就是这么说的，而且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好多年。有一年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因为他没有换新照而把他的驾驶执照吊销，这一做法是对种种公民权以及人权的侵犯。两年时间里母亲不得不开车接送他，直到他向那些官僚投降为止。他老是在给州长、总统、合众国的参议员众议员以及任何一个拥有办公室和一班工作人员的政府官员写信。他动不动就大兴干戈，他们如果给他回信他就宣称自己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他保存每封来信。有一次他跟隔壁邻居干了一场，起因似乎与一条陌生的狗在我家台阶上撒尿有关，他们俩隔着灌木树篱互相破口大骂。他们越吵越凶，嘴上搬出的朋友的来头也越来越大，后来双双都说只要几分钟就能打电话召来各种了不起的人物立即严惩对方。爸爸这时飞奔回屋，不出几秒钟就抱着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十三封信返回接着吵。他大声数着这些信件，还把信凑到邻居的鼻子底下晃动，那个可怜的家伙一下就瘪了。这一仗到此结束。从此也没再发生过狗来我家台阶撒尿的事。当然，那些信每封都是客气地请他不要再来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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