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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


  “没有。昂德霍尔先生不准我保留复本。但你可以问他,我相信他有原件。”我慢慢转过身去,瞪着杰克·昂德霍尔,庭上其他人的目光也都一齐朝他射去。这时,他脚上的鞋带突然成了他生命的中心,他低头弯腰忙着对付它们,对她的证词装得听而不闻。

  我朝列奥·德拉蒙德望去,在他的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了被彻底击败的表情。他的委托人当然没有告诉他用现金贿赂和强迫签协议的事。

  “你为什么去见律师呢?”

  “因为我需要听听律师的意见。我被人不公平地解雇了。而且,由于我是女人,在此之前我就受到歧视。我还受到大利公司几位主管的性骚扰。”

  “对你进行性骚扰的人当中,有我们认识的人吗?”

  “反对,法官大人,”德拉蒙德说。“这种事谈谈也许有趣,但与本案无关。”

  “让咱们听听再说,反对暂时驳回。请你回答问题,莱曼西支克小姐。”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我和埃夫雷特·洛夫金有3年的性关系。只要我唯命是从,他想干什么都让他干,我的工资就会增加,职位就会提升。但是在我厌倦了这种关系并和他断了来往以后,我马上就被降职,从高级理赔审核员降到了一般的理赔员。工资也减少了20%。接着,拉塞尔·克罗基特也打我的主意。他当时是高级理赔监理,后来我被解雇的时候,他也被公司开掉了。他把自己强加于我,威胁我若是不跟他玩玩,他就砸了我的饭碗。假如我做他的情人陪他一段时间,他一定让我晋升。我要么献身,要么滚蛋。”

  “这两个人都已经结婚了吗?”

  “是的,都有家小。他们糟踏理赔部的年轻姑娘是出了名的,我可以说出一大堆名字。而且,拿晋升做交易搞女人的决不只是这两位大亨。”

  所有人的眼睛又一次转向昂德霍尔和阿尔迪。

  这时,我故意停了下来,回到桌边胡乱摸索了一阵。这是我学会不久的在法庭上玩的一种小把戏:遇到有滋有味的精彩证词,留点时间让陪审团回味回味,然后再继续进行。

  我朝杰基瞧了瞧,她正用纸巾抹眼泪。她的两只眼睛如今已经通红,陪审团对她满怀同情,个个跃跃欲试,恨不得为她刀子见红。

  “我们现在谈谈布莱克档案,”我说。“那是指定由你经办的?”

  “是的。布莱克太太最初的索赔表格是交给我办的。我根据公司当时的政策,写给她一封拒赔的信。”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索赔要求最初都是要予以拒绝的呀,至少在1991年统统如此。”

  “所有索赔要求都拒绝?”

  “是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对每一索赔要求起初都予以拒绝,然后再对那些索赔金额很少而又合乎规定的要求进行复审。这些金额有限的索赔,其中有一些我们最后确实是理赔了,可是那些数额很大的,我们从来都不付款,除非投保人请来了律师。”

  “这是什么时候成为公司的政策的呢?”

  “1991年1月1日。这是一种试验,也可以说是个诡计。”我朝她点了点头。就这样说下去。“公司规定,在12个月的时间内,对所有超过1000美元的索赔要求一律予以拒绝。即使这种要求再合法,也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只要我们能找到可以与对方争辩的理由,对金额小于1000美元的索赔,我们最后也同样加以拒绝。超过1000美元的索赔,我们确实也赔了有限的几件,但那同样也只是在投保人聘请了律师进行威胁之后才赔的。”

  “这一政策实施了多久。”

  “12个月。这是为期一年的试验。在此以前,保险业界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这被管理层公认为是一个极妙的主意。拒赔一年,把省下的钱积聚起来,扣除掉对诉讼匆匆和解化掉的钱,剩下的就是一座小小的金山。”

  “有多少金子呢?”

  “这个诡计为公司额外净赚4000万美元左右。”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跟这些卑鄙的家伙在床上睡了那么久,什么污七八糟的消息听不到呀!他们无所不谈。谈他们的老婆,谈他们的工作。你不要以为我在为此自豪,跟他们在一起我一秒钟都没有愉快过。我是个受害者呀。”她的眼睛又红了,声音也有些颤抖。

  又是一个长长的停顿,我在研究我的笔记。“布莱克家的申请是怎么处理的呢?”

  “他们的申请起初和其他所有申请一样遭到了拒绝。但它索赔的数额很大,所以做了不同的记号。在‘急性白血病’这几个字引起了注意以后,我一切都按拉塞尔·克罗基特的意思办。在开头不久后的某一时期,他们意识到保单并未将骨髓移植手术排除在投保范围之外;这时,事情变得非常严重。因为第一,索赔的金额突然有可能会成为天文数字,而这笔钱公司显然不想赔。第二,投保人患的是不治之症。”

  “那么理赔部是知道唐尼·雷·布莱克活不长的啰?”

  “当然。他的医疗记录很清楚嘛。我记得他的医生写的一份报告说过,化疗进行顺利,坦白血病仍会复发,也许不到一年就会复发;除非病人接受骨髓移植,否则白血病最终将结束他的生命。”

  “你把这份报告给谁看过吗?”

  “我拿给拉塞尔·克罗基特看了。他又拿给他的上司埃夫雷特·洛夫金看了。是他们那一层的人做出了继续拒赔的决定。”

  “可你是明白这一申请应该予以同意,给以赔款的,对吗?”

  “这一点谁都明白,可公司在押宝。”

  “这一句话的意思你能解释一下吗?”

  “押的宝就是:投保人不会去找律师商量。”

  “你知道找律师商量的人在当时的比例是多少吗?”

  “一般相信,找律师商量的人与所有投保人之比,不会超过二十五分之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才开始搞这个试验的。他们认为这么干不会引起注意。他们把保单卖给那些受教育不多的人,他们指望那些人出于无知,在索赔遭到拒绝时会逆来顺受。”

  “在收到律师写来的信时,情况怎么样呢?”

  “那就会完全不同。如果索赔金额在5000美元以下,要求又完全合法,我们立即付款,并且发信向投保人表示道歉。用的借口无非是,你知道,公司忙中出错啦,或者计算机出了毛病啦。这种信我寄出过上百封。如果索赔金额超过5000美元,那么我就把材料交给监理。我想,这样的索赔要求几乎总是如愿以偿的、假如律师已经提出诉讼,或者即将提出诉讼,公司就迅速进行谈判,悄悄地私下把案子了结。”

  “这样的情况出现得多吗?”

  “这我确实不知道。”

  我退下讲台,对她说了声“谢谢”。接着,我转身面对德拉蒙德,愉快地微笑着说,“证人是你的啦。”

  我在多特身旁坐下。她泪流满面,正无声地哭泣。她以前就一直在责怪自己没有更早地聘请一位律师,如今听到杰基这样的证词,心里更是格外痛苦。无论审讯有什么样的结果,她都是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

  有几位陪审员已经发现她在哭泣,这对案子的结果会有所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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