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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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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可你刚才不是还作证说,这完全属于你在大利公司的职责范围之内吗?” 他又垂下了头,眼睛望着地板,心里但愿我快快滚开。 “好吧,”我说。“我们跳过一二两段,从第三段读起。” 第三段指示理赔员,在收到每一个索赔申请的3天之内立即加以拒绝。每一索赔申请部予以拒绝,决无例外。第四段准许对某些申请在拒绝后继续进行研究,并且对申请索赔金额十分有限、理由十分充分、因而可以给赔的必要文书作了规定。第五段指示理赔员将给赔数额可能超过5000美元的所有索赔申请转送保险部,同时附上一封给投保者的拒赔信,这当然是为了让保险部进一步研究。 如此等等。我让洛夫金照本宣读,接着就提出他无法回答的问题向他追逼。我反复使用了“诡计”这个词,在德拉蒙德提出反对并遭到基普勒驳回以后,我用的次数更多。第十一段是一套名副其实的密码式的记号,供理赔员在文件中用以表示投保人的强烈反应。这显然是为了耍滑头。如果投保人威胁要找律师告状,他的索赔申请卷宗立即交给一位上司审阅研究。如果投保者是个逆来顺受的人,那么拒赔的决定再也不变。 第十八段B款要求理赔员按索赔数额开一张支票连同卷宗一起交给保险部,同时指示保险部在接到进一步通知前不得将支票寄出。但这进一步的通知,当然永远也不会有。“那么这张支票怎么处理呢?”我问洛夫金。他不知道。 大利公司诡计的另一半,体现在保险部工作手册中的U节,所以明天我将向另一位副总裁追究这件事。 这其实并无必要。即使我现在就此结束,陪审团也会同意我的任何要求,而他们还没有见着唐尼·雷呢。 4点30分,法官命令暂时休庭,大家休息一阵。我已经让洛夫金在证人席上待了两个半小时,应该尽快结束对他的盘问。我在去洗手间的途中,在走廊上见到德拉蒙德,他正怒气冲冲地指着一个房间,叫洛夫金和昂德霍尔进去。我倒真想听听他们的争吵。 20分钟以后,洛夫金又回到了证人席。有关工作手册的问题,我目前已经问完。陪审团如果有意,他们自己可以阅读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 “还有几个小问题,”我精神抖擞,微笑着说。“在1991年,大利公司卖出并生效的医疗保险保单有多少份?” 那个混蛋又一次用绝望的目光向律师求助。而这个数据早在3周前就应该交给我了。 “我不清楚。”他说。 “在1991年,提出索赔的投保人是多少?” “我不清楚。” “你是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你能不清楚?” “大利公司是一家大公司嘛。” “在1991年,拒赔的数字是多少?” “我不知道。” 这时,而且不早不晚恰恰就在这时,基普勒法官开口道:“证人今天可以下去了。我们休庭几分钟,各位陪审员可以回家啦。” 他向陪审员们说了再见,再次表示感谢,并且叮嘱了几句。陪审员们走过我的桌前时,有几位朝我微笑点头。在最后一位陪审员跨出那双扇大门后,基普勒开口道:“列入记录。德拉蒙德先生,你和你的委托人都在蔑视法庭。早在几周前,我已坚持要你们把那些数字交给原告。可你们到现在依然没有执行。这些数字与本案有密切的关系,意义至关重大,你们却拒不提供。你和你的委托人是不是要等到把你们统统关起来才肯交出这些数字呀?” 列奥站了起来。他显得十分疲倦,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法官大人,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得到这些数字。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可怜的列奥,他还在为U节的事迷惑不解,他此刻所说的话是完全可信的。他的委托人刚刚向世人证明,他们确实会对他隐瞒文件。 “基利先生还在吗?”法官问。 “在证人室。”德拉蒙德答。 “去把他叫来。”不到一会儿,法警便把这位总裁带进法庭。 多特已经受够啦。她要去小便,同时抽根烟。 基普勒指了指证人席,并亲自让基利宣誓,接着就开口发问,他的公司有什么充分理由拒不提供我所要求的信息。 基利吞吞吐吐,结结巴巴,企图把责任推给各地的办事处和分公司。 “蔑视法庭这一概念你懂还是不懂?”基普勒问。 “也许,呃,不太懂。” “这非常简单。你的公司在蔑视法庭,基利先生。我可以罚你公司的款,也可以把你这位总裁关进监狱。你愿意罚款还是坐牢?” 我敢肯定他的一些伙计曾经在乡下的联邦监狱里混过一段时间,但是基普勒所说的是市区监狱,里面关了不少混迹街头的地痞流氓。基利对此当然是清清楚楚。“我当然不想进监狱,大人。” “我也知道你不想。因此我命令对大利公司罚款1万美元,必须于明天下午5点前交给原告。给你的总部打个电话,叫他们把支票用特快寄来,怎么样?” 基利只好点头。 “听着,假如明天上午9点以前,不用传真机把那些数字传过来,你将被关进孟菲斯市立监狱,在那里蹲到这项命令被执行时为止。而且,你在监狱期间,你的公司必须每天交5000美元罚款。” 基普勒又转身指着德拉蒙德说:“这些文件的问题,我反复警告过你,德拉蒙德先生。你们的这种行为是令人无法容忍的。” 他愤愤地敲了敲木槌,转身走出法庭。 44 我头上带着一顶有老虎标识的蓝灰色便帽,身上穿着一套整整齐齐的新西装,靠在孟菲斯机场第一休息大厅的一侧墙上。要是在平常的日子,这副模样可能会让我感到尴尬,但今天绝非平常。天色已晚,我筋疲力尽,但兴奋异常。作为开庭第一天,比今天更好的结果是决不可能的了。 芝加哥飞来的航班准时到达,对方立即根据我头上的帽子认出了我。一位带着很大的太阳镜的女人走到我身边,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贝勒先生吗?” “是我。”我和杰基·莱曼西支克握手,并且和她的男伴拉手。这位男伴自我介绍时,只说了声他叫卡尔。他随身带着一只拎包,两人都相当紧张,急于走出航空港。 我开车送他们去旅馆。那是位于市区的一家假日酒店,离法院只有6个街区。她和我坐在前排,卡尔坐在后排。他一声不吭,只是像一条凶悍的警犬一样保护着她。我把开庭第一天激动人心的镜头向他们重放了一遍。不,她要来孟菲斯,对方毫无所知。她的手在颤抖。她很脆弱,看见自己的影子都感到恐惧。除了报仇雪恨,我想不出她来此还有什么动机。 根据她的要求,我是用自己的姓名预订的房问。房间在15楼。我们三人围坐在小桌边,立刻开始了直截了当的问与答。我的问题事先都已打好,先后顺序井然有条。 如果说她很美的话,她的美丽也是含而不露的。头发已经剪短,染得很糟,呈现出一种深红的颜色。她的律师说过,她在接受治疗,我不想打听这方面的事。她两眼通红,而且充满哀怨,虽然化了妆,也未能增加它们的光彩。她31岁,有两个年幼的孩子,离过一次婚。从她的外表和言谈举止,很难想象她在大利公司的工作是跳下这个人的床再爬上那个人的铺。 卡尔对她可谓是关心备至。他拍拍她的手臂,偶尔就她的回答提点建议。她希望明天尽早出庭作证,然后返回机场,立即离开孟菲斯。 直到半夜,我才和他们告别回家。 星期二上午9时,基普勒法官把我们召到法庭,但让法警传话,请陪审员们在陪审员室稍候几分钟。他问德拉蒙德是否已收到理赔的数据。考虑到每天5000美元的罚款,我倒是有点儿巴不得他还没有收到。 “一小时以前刚刚收到,大人,”他说,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他交给我有一英寸厚的一摞文件,接着又含笑交给基普勒一沓。 “贝勒先生,你需要点儿时间吧。”法官说。 “请给我30分钟。”我说。 “行。我们9点30分请陪审团就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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