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108)_约翰·格里森姆

一〇八

　　被告的战略已经昭然若揭了。他们不会承认这样一家大公司人员太多，难免会有不称职的雇员犯下某个错误，并且以此来和我们磨蹭。德拉蒙德此刻的战略是对一切都拒不承认。他断言骨髓移植手术极不可靠，属于假冒伪劣之列，决不是治疗白血病公认的常规方法。

　　他口若悬河，像医生一样滔滔不绝地谈论寻找合适的骨髓捐赠者的困难，有些病例找到的概率仅为数百万分之一；即使万幸找到，手术的成功率也是非常之低。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的一句老话：“这根本不属于保单规定的保险范围！”

　　他打定主意要刺激我。他第二次提到“贪婪”这个词时，我立即跳起来反对。案情概述本来不是进行辩论的场合，辩论得等到最后。他只该把自己对证据的看法告诉陪审团。

　　基普勒，这位可爱的基普勒，我话音刚落，就立刻说道：“反对有效。”

　　初次交锋，胜利在我。

　　“我很遗憾，大人，”德拉蒙德诚心诚意地说。他开始谈论他的证人，他们的身份，他们证词的内容。他已经泄了气，话讲了也有10分钟，本该就此打住，可他却依然拖完了一刻钟，直到基普勒告诉他时间已到，这才谢了谢陪审团。

　　“传唤你的第一位证人，贝勒先生。”基普勒说。我想害怕也来不及。

　　多特·布莱克心情紧张地走到证人席，宣誓后坐下，望着陪审员们。她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棉质裙服，衣服已经很旧，但看上去十分整洁。

　　我们，多特和我，有个脚本。一周前我给了她，我们已经练过10次。我提问，她作答。她害怕得要命，而且这完全合情合理。她回答时口气木讷，一板一眼。我曾对她说过，她若是紧张一点，并不碍事，陪审员们不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嘛。姓名，丈夫，家庭，职业，保单，唐尼·雷病前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况，病后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况，他死后她的生活状况。她擦了几次眼泪，但并未失态。我曾叫她尽量不要哭泣，谁都知道她有多么悲伤。

　　她叙述了身为人母却不能为垂死的爱子提供健康护理的酸楚。她给大利公司写过许多信打过多次电话。她还给众议员、参议员和市长们写信打电话请求帮助，但她的努力全无结果。她上门打扰过本市的多家医院，请求他们提供免费治疗。她还把朋友和邻居们组织起来募集医疗费，但结果同样很惨。她辨认了保单和申请书，回答了我提出的与购买保单及每周来收取保险费的博比·奥托有关的问题。

　　接着我们开始涉及那批宝贝材料。我把那最初7封拒赔的信件给她，她向陪审团一一读了一遍。这些信的内容读出来比我希望的还要恶劣。干脆拒绝，不做任何解释。理赔部拒绝，理由是有待保险部审核。保险部拒绝，理由是有待理赔部审核。理赔部以先前存在的情况为根据加以拒绝。保险部以唐尼·雷已长大成人不再是家庭成员为根据加以拒绝。理赔部断言骨髓移植不属于承保范围而加以拒绝。理赔部断言骨髓移植属于初步试验阶段而非公认的治疗方法从而予以拒绝。

　　陪审员们屏气凝神仔细地听着每个字。这些情散发出的恶臭笼罩着人们。

　　接着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多特一边读，我一边紧盯着陪审员的脸。有几位明显地露出了震惊的表情。有几位无法相信自己的两耳，不停地眨巴着眼睛。还有几位怒视着被告席，而令人奇怪的是，被告律师团的所有成员这时却低着头在沉思默想。

　　多特读完了这些信，法庭里寂静无声。

　　“请把信再读一遍。”我说。

　　“反对。”德拉蒙德迅速站起来说。

　　“反对驳回。”基普勒斥道。

　　多特又读了一遍，读得更为从容，更有感情。这正是我结束对她的问询的最佳时机，因而我向陪审团致意后走回自己的座位。德拉蒙德走到讲台前。他要是对她态度粗暴，那他将大错特错；我想他不会。

　　他从她以前买的保单开始，泛泛地提了几个问题，然后话题一转，问她出于什么原因，要买这一份保单。买这份保单时她心里有何打算？多特只想把全家都包括在内，如此而已。而那位经纪人当时就是这么保证的。经纪人有没有向她保证，这份保单包括移植手术？

　　“咱当时根本没想到什么移植手术嘛，”她说。“咱从来不需要移植。”陪审席上有几个人露出了微笑，但没有谁笑出声。

　　德拉蒙德转弯抹角，反复逼问，她当时是否想买一张把骨髓移植包括在保险范围之内的保单。她当时听都没听见过这玩意，她也反复这样答。

　　“那么你当时并不是明确指望保单能将它包括在内啰？”他问。

　　“咱买的当儿还没想到这些玩意呢。咱只要它包括咱全家。”

　　在这个问题上德拉蒙德得了一小分，不过我想，并且希望，陪审团不久就会把它忘记干净。

　　“你为何要状告大利公司，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他问。在开庭之初，这一问题可以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它使原告显得贪婪。诉状中提出的赔偿金额，常常都是在未经委托人授意的情况下，由律师挖空心思开的价。我根本没有问过多特，她要大利公司赔多赔少。

　　但是，我研究过德拉蒙德以前的出庭辩护记录，早已料到他会提出这一问题。多特是有备而来的。

　　“1000万？”她问。

　　“是的，布莱克太太。你状告我的委托人，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

　　“就这么多吗？”她问。

　　“对不起，你的意思我不明白。”

　　“咱还以为要比1000万多呢。”

　　“是吗？”

　　“咋不是？你委托人有10个亿，你委托人杀了咱儿子。该死的！咱要他赔更多更多。”

　　德拉蒙德的双膝微微弯了弯，他转换了一下身体的重心。不过，脸上还一直挂着微笑，真是个杰出的天才。他本可以问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乘机下台，或者干脆径直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可他却又犯了一个错误。他抛出了他久用不衰的问题之一。“假如陪审团给你1000万，你准备怎样使用这笔钱呢？”

　　要在公开的法庭上不加思索立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多特早已胸有成竹。“全交给美国白血病研究会。咱一个子儿也不留，你那臭钱咱一个子儿也不要。”

　　“谢谢你。”德拉蒙德说了这几个字，马上夹着尾巴溜回被告席。

　　多特离开证人席，在我身边坐下时，有两位陪审员确确实实在嗤嗤窃笑。德拉蒙德面色苍白。

　　“咱干得咋样？”她悄声问。

　　“你让他碰了一鼻子灰，多特。”我也悄声答。

　　“咱得抽口烟。”

　　“马上就要休息啦，忍一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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