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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没有关系。你还好吗?”

  “哼,他们对我真卑鄙。”

  我闭上双眼,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重又躺了下去。我听了这话怎么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谁卑鄙?”我随口问道。到了这种地步,我即使想关心她,也无能为力了。

  “琼最卑鄙,”她答道,好像她已给他们排好了座次等级。“她不想让我呆在她家里。”

  “你跟朗道夫和琼住在一起?”

  “是呀。糟透了,真糟糕。我连吃饭都提心吊胆!”

  “为什么?”

  “里面说不定会放了毒药呢。”

  “别逗了,包娣小姐。”

  “我可不是说瞎话。他们全都眼巴巴地盼我早点死,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签了一份新立的遗嘱,让他们如愿以偿。是在孟菲斯签的字,你知道。后来就到了坦帕。头几天他们倒真是很孝顺。孙子们也常常来看我,给我又是鲜花又是巧克力。后来德尔伯特带我去做了体检。医生做了全面检查,对他们说我的健康极佳。我想这不是他们希望听到的消息,所以他们非常失望,第二天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琼露出了真面目,又成了原先那个卑鄙的小娼妇。朗道夫又忙着打高尔夫,从来不回家。德尔伯特成天泡在跑狗场上。薇拉讨厌琼,琼也讨厌薇拉。那几个孙子呢,你知道他们大多没有工作,只要一起床,马上就连影子都不见了。”

  “你为什么这么大清早给我打电话?”

  “因为,嗯,因为我只好偷偷摸摸地打呀。琼昨天对我说,以后不准我用她家的电话。我去找朗道夫,他说我一天可以用两次。我放心不下我的家呀,鲁迪。家里好吗?”

  “一切都好,包娣小姐。”

  “我在这里不会住很长。他们把我塞到一个小房间里,洗澡间小得不成样。我过惯了有许多房间的日子,这你知道,鲁迪。”

  “是的,包娣小姐。”她在等我开口,主动提出去接她回家。但这显然为时过早。她去了还不到一个月。在那儿多待点儿时间,对她有好处。

  “朗道夫现在又纠缠不休,要我签一份委托书,授权他处理我的一切事务。你看怎么办才好?”

  “我决不会劝说我的当事人签署这种东西。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虽然我的当事人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但这对她明显不利。

  可怜的朗道夫!他气急败坏地竭力想染指她那笔2000万美元的财产。一旦他弄清了事实真相,他将怎么办?现在包娣小姐已经觉得事情十分不妙。将来恐怕还要更糟呢。

  “哼,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她的声音变得微弱无力。

  “别签字,包娣小姐。”

  “还有一件事。昨天德尔伯特,噢噢噢……有人来了。得挂了。”咔嗒一声,对方挂断了电话。我仿佛可以看见,包娣小姐正由于未经授权擅自使用电话而被琼用皮鞭狠狠地抽打。

  包娣小姐打来的这个电话,并没有了不起的重大意义,反倒显得有点儿滑稽。如果她真想回来,我就去佛罗里达接她。

  我折腾了一会,重又进入了梦乡。

  36

  我拨通了劳役农场的电话号码,要求与我第一次探访奥托时见过的那位女士通话。根据规定,一切探视都必须首先通过她。我想在录取他的证词之前,再去看看他。

  我听见她在键盘上敲打了几下。“博比·奥托已经不在这里啦。”她说。

  “你说什么?”

  “他在3天前获释出狱了。”

  “他告诉我在这里面还要呆18天呢。这句话才说了一个星期呀。”

  “太糟糕啦。可他已经走了。”

  “他会去哪里呢?”我不信地问。

  “我怎么知道?”她说着挂断了电话。

  奥托信口开河,对我撒了谎。第一次我们虽然有幸找到了他,可现在他又转入了地下。

  我一直害怕接到的那个电话,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终于打来了。当时我正像屋子的主人一样坐在后院里,喝着咖啡看着晨报,享受着美好的时光。打电话的是多特,她告诉我说,她是在一个小时前发现的。他昨夜入睡以后,再也没有醒来。

  她的声音有点颤抖,但她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我们谈了几句,我发现我的喉咙发干,我的眼睛变湿。在她的话语里,我听出了一丝松了口气的意味。“他还是现在这样好,”她一次又一次地说。我对她说,我很难过;今天下午我一定去她家。

  我走过后院,来到吊床边,倚在橡树上。擦去脸上的泪水。我双脚着地,坐在吊床边缘,低垂着头,为唐尼·雷做最后的祈祷。

  我在家里给基普勒法官打了电话,把唐尼·雷的死讯告诉他。葬礼将于明天下午2点举行,这就为我带来了一个难题。对大利公司总部雇员的取证,预定于上午9点开始,一直要持续好几天。克利夫兰的那几位仁兄肯定已经来到孟菲斯,此刻可能正坐在德拉蒙德的办公室里对着摄像机进行最后的彩排。德拉蒙德办事就是这么周密。

  基普勒叫我明天9点钟务必准时出庭,别的事他自有办法对付。我说我已准备就绪。我当然理该如此。我已经用打字机打好了可能对每个证人提出的全部问题,而且法官本人也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再说,戴克也已经仔细看过一遍。

  基普勒隐隐约约地暗示说,他或许会把取证推迟,因为明天他要主持两场重要的听证会。

  怎么都成!此刻,我真的是对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赶到布莱克家时,左邻右舍的人们都已前来致哀。街上和车道上停满了汽车。老人们或者在屋前院子里徘徊,或者在门厅里坐着。我微笑着向人们点头致意,穿过人丛走进屋子,在厨房里找到了多特,她正站在冰箱旁边。屋里挤满了人。厨房的桌子上柜台上摆满了馅饼、焙盘和烤鸡。

  多特和我满怀温情地相互拥抱。我只用“我很难过”几个字来表达我的哀思,她感谢我的光临。她两眼通红,但我觉得她的泪水已经流干。她指着食品招呼众人,并且叫我随意。我从她身边走开,让她和邻里的妇女们呆在一起。

  我突然觉得饥肠辘辘。我用纸盘装了烤鸡、煮豆和酸卷心菜,走进小后院,一个人独自吃着。老天保佑,巴迪不在他的车中,她大概已把他锁在卧房里,以免他出来使她难堪。我一边慢慢地吃着,一边听着从厨房和屋子窗户里传来的人们轻轻的谈话声。吃完一盘,我又去装满一盘,回到院子里。

  过了一会,有个年轻人走到我身边。说来也怪,他的脸我觉得特别熟悉。“我是隆·布莱克,”他说着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下。那个双胞胎。

  他身材不高,瘦削然而健康。“见到你很高兴。”我说。

  “这么说你就是那位律师啰。”他手上拿着一听软饮料。

  “我就是。鲁迪·贝勒。我为你兄弟感到难过。”

  “谢谢。”

  多特和唐尼·雷一直很少提到隆,我对此印象非常突出。他高中毕业后不久就离开了家,去了很远的地方,而且一直不回家。其中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我能理解。

  他没有心思滔滔不绝地讲话。句子很短,言谈勉强,但我们最终还是触到了骨髓移植的事。他说他早就做好准备,愿意献出骨髓来挽救兄弟的生命;而且科德医生亲口对他说过,他的骨髓和唐尼·雷完全匹配。我早就知道这些事实,但他的话又提供了一个确切的明证。我对他说,他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后向陪审团讲清这一切,他表示十分乐意。他就这件诉讼提了几个问题,但对他本人可能会从这桩官司中分得多少金钱,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

  我相信他此刻一定十分伤心,但他却没有流露出悲哀的心情。我打开了通往兄弟俩童年的门户,希望能听到所有的孪生兄弟都会拥有的一些温情的回忆;他们是怎样恶作剧,是如何拿别人开心。然而,结果是零。他在这里长大,在这座屋子里,在这个街区,但过去对他显然已不再有任何意义。

  葬礼将于明天下午2点举行。我敢肯定,隆·布莱克将乘5点钟的班机飞回休斯敦。

  人们走的走来的来,但食物依然充足丰富。我吃了两块巧克力蛋糕,隆喝了一瓶没有冰镇过的汽水。坐了两个小时后,我已筋疲力尽,便告辞回家。

  星期一,在法庭的一头,面色严峻身穿黑色西服的那套原班人马,围坐在列奥·F.德拉蒙德身边。

  我已做好准备。虽然浑身疲倦,怕得发抖,但要提出的问题已全写在纸上,放在手边等着。即使我完全说不出话,我也可以读出问题,照样让他们回答。

  看着这帮公司大亨满脸惧色缩在一边,着实令人开心。他们接到法院通知,命令他们今天在此出场,不仅出场作证,而且要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在此坐等,一直等到我录完他们的证词。接到这份通知时,他们对德拉蒙德、对我、对基普勒、对所有的律师,特别是对本案中的律师,会骂出多么难听的话,我可想而知。

  基普勒登上法官席,首先召集本案的有关人员。我们原定在隔壁本周空着的法庭上录取证词,就在法官大人身旁,以便他可以随时插进脚,让德拉蒙德规规矩矩。他召集我们,因为他有话要说。

  我在右边的位置上坐下。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4位仁兄坐在左边。

  “不记录,”基普勒对书记官说。这不是列在日程表上的听证会。“德拉蒙德先生,你知道唐尼·雷·布莱克昨天上午去世了吗?”

  “不知道,大人,”德拉蒙德严肃地回答说。“我很遗憾。”

  “葬礼将于今天下午举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贝勒先生是抬棺人之一。实际上,他此刻本应和那一家人待在一起。”

  德拉蒙德站起来朝我看看,又朝基普勒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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