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80)_约翰·格里森姆

八〇

　　“谁利用她啦？”我问。

　　“哎，我又没有说谁，不过——”

　　“他想说的是，”朗道夫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回来帮助母亲了，而我们关心的只是她的事务，别无其他。”

　　朗道夫说这番话的当儿，我一直在注视着包娣小姐。她脸色泛红。她的两个儿子就在她身边，为她操心，问这问那，提出要求，保护着她的利益。尽管我知道她瞧不起现任的两个媳妇，但她对儿子的表现却心满意足。

　　“很好，”我说。“只是别来打扰我。别踏进我的房问。”我说完转身就走，让他们把许多想说的话和许多想问的问题，统统烂在心里。我锁好房间的门，吃了一块三明治，坐在黑暗中，透过窗户，听着他们在远处叽叽咕咕。

　　我化了几分钟，在心中琢磨他们这次的聚会。德尔伯特和薇拉于昨天某个时候，从佛罗里达赶到这里，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我或许永远也不得而知。他们用某种手段，搞到了她原来的那份遗嘱，知道她大约有2000万美元的财产可以馈赠，因而对她的事务变得极为关心。他们在得知她家里住了一位律师以后，十分关注，因而德尔伯特就给也住在佛罗里达的朗道夫挂了电话。朗道夫于是拖着战利品一般的妻子，匆匆赶到了孟菲斯。今天，他们用能想到的一切问题，折磨了老娘一整天，最后成了她的保护人。

　　这一切全跟我无关。我在心里暗自窃笑。我不知道这几个家伙到何年何月才能弄清事实的真相。

　　就目前而论，包娣小姐十分愉快。而我因此也十分愉快。

　　30

　　我和瓦尔特·科德医生约定在上午9点会晤。我一早就赶到了医院，等了一个小时。这有很大的好处，我可以阅读唐尼·雷的病历，尽管我已经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候诊室里挤满了癌症病人，我尽量不看他们。

　　10点钟，一位护士奉命前来找我。我跟着她走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检查室。医学的行当那么多，有人为何偏偏选中肿瘤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呢？我想是因为这一行总得有人干。

　　人们为何偏偏选中法律作为自己的职业呢？

　　我拿着卷宗坐在椅子上，又等了一刻钟。随着大厅里传来的人声，门被拉开了，一个大约35岁的年轻人快步走了进来。“贝勒先生吗？”他边问边伸出右手。我站起来和他握手。

　　“是的。”

　　“瓦尔特·科德。我很忙。5分钟谈得完吗？”

　　“我想够了。”

　　“那我们就快一点儿。我有许多病人在等着呐，”他边说边勉强一笑。我非常清楚医生对律师讨厌极了。但由于某种原因，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们。

　　“谢谢你开的证明。作用很大。我们已经取过唐尼·雷的证词了。”

　　“好极了。”他比我高了大概足有4英寸。他俯视我的那副模样，仿佛我是个十足的傻瓜。

　　我咬牙切齿地说：“我们需要你作证。”

　　他作出的是医生们典型的反应。他们厌恶法庭。为了避免出庭，他们有时会同意让律师录取证词，在庭审时使用。他们自然也可以拒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往往不得不打出最后的一张牌：传票。律师有权要求法院向包括医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发出传票。因此，律师的权力稍稍大于医生。但也正是因此，医生们对律师更为鄙视。

　　“我很忙。”他又一次说。

　　“我知道。你不是为我作证，而是为唐尼·雷作证。”

　　他眉头紧锁，呼吸沉重，仿佛这句话他听了很不舒服。“我作证1小时，收费500美元。”

　　这我早就料到，所以并不感到惊慌。念法学院时，我就听人说过类似的事，有的医生收费甚至比这还要贵。我来此是向他恳求。“500美元我付不起，科德医生。我的事务所6周前刚刚开业，而我现在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案子是我手头唯一一桩像样的案子。”

　　讲真话产生的作用，有时候大得着实令人吃惊。我面前的这个家伙一年的收入可能会达到100万美元，面对我的坦率真诚，却立即束手就擒。我看见他的双目中流露出同情的眼光。他迟疑了片刻。也许他想到了唐尼·雷，想到了自己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沮丧；也许他在为我难过。谁知道呢？

　　“我给你寄去一张账单。你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付，好吗？”

　　“谢谢你，医生。”

　　“你去找我的秘书确定一个日期。在这儿取证行吗？”

　　“当然行。”

　　“再见。我得走了。”

　　我回到事务所的时候，戴克正在和一个委托人谈话。她是一个中年妇女，身材粗壮，穿着考究。我走过他门口时，他朝我招了招手。他为我作了介绍：这位梅基·德雷塞太太想要离婚。她一直在不停地哭。我倚在戴克旁边的桌上时，他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递给我：“她有钞票。”

　　我们和梅基谈了一小时。她的遭遇很悲惨。酗酒，殴打，别的女人插足，赌博，忤逆的儿女，而她并没有任何过错。她在两年前起诉离婚，她的丈夫却开枪打坏了她的律师办公室的前窗。他舞刀弄枪，是个十足的危险分子。她讲完她的故事后，我瞧着戴克，戴克却不愿瞧我。

　　她付了600美元现钞，并且答应以后还会付得更多。我们明天为她提出离婚起诉。她找到鲁迪·贝勒事务所，真是找对了地方啦，戴克让她放心。

　　她走了几分钟，电话铃响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要找我。我接过电话，报了姓名。

　　“喂，鲁迪，我是罗杰·莱斯律师。我想咱们还没有见过面。”

　　几个月前沿街寻找工作时，孟菲斯的律师我几乎全都见过，但我不记得有谁叫罗杰·莱斯。“对，是没有见过。我是个新手。”

　　“是呀，我打电话给查号台，才找到了你的电话号码。听着，我正在会见朗道夫和德尔伯特兄弟，还有他们的母亲包娣。我想你一定认识他们。”

　　我仿佛可以看见，她正坐在两个儿子中间，傻乎乎地咧着嘴巴说：“好极了！”

　　“对，我很熟悉包娣小姐，”我说得十分自然轻松，好像这一整天一直在等着这个电话。

　　“事实上，他们目前在隔壁我的办公室里。我是悄悄溜到会议室，给你打电话来着。我在负责起草她的遗嘱，而她的遗嘱，呃，涉及到了老鼻子的钱，据他们说，你一直在替她起草。”

　　“确实如此。我几个月前早就准备好了一份草稿，可是，坦白地说，她一直不愿签字。”

　　“那是为什么？”他的态度十分友好，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母子在他那里，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因此我简明扼要地告诉他：包娣小姐想把财产遗赠给肯尼思·钱德勒牧师。

　　“她真有这么多钱吗？”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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