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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一点也不错。我住在那里,我有权叫你们两个在外面呆着。那是私人住所。”

  他把肩膀向后一挺。这家伙常在酒吧间里打架闹事。“这房子是我老娘的。”他说。

  “可你的老娘碰巧就是我的房东。我每个月按时交房租。”

  “多少?”

  “这似乎与你无关,先生。房契上没有你的大名。”

  “我看值400,也许值450美元一个月。”

  “很好。还有别的意见吗?”

  “嗯,你真是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

  “很好。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太太说,包娣小姐想要见我。”我这句话说得特别响,以便让包娣小姐能够听见,可她却依然纹丝不动。

  薇拉把一张椅子拉到德尔伯特身边,一屁股坐下。两人会意地对视了一下。他拿起一份文件,扶了扶眼镜,抬头对我说:“你一直在捣鼓我老娘的遗嘱?”

  “这是我和包娣小姐两个人的事。”我的目光落在桌面上,勉勉强强看到一份文件的封面。那是她的遗嘱,最新的那一份,我想是由我以前的那位律师草拟的。我感到十分不安,因为包娣小姐一直坚持不能让她的儿子,无论是德尔伯特还是朗道夫,了解她有多少钱。而遗嘱上却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要处理的遗产约有2000万。德尔伯特现在可是知道了。这份遗嘱他已经钻研了几个小时;我记得遗嘱的第三段,给了他200万。

  德尔伯特是怎样搞到这份遗嘱的?这个问题令我更为不安。包娣小姐是决不会主动把遗嘱交给他的。

  “你真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他说。“过去总弄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讨厌律师。这次回家来看看老娘,妈的,她却跟个臭律师住在一块。这怎么能叫人不心烦?”

  或许会叫人心烦。“我住的是套间,”我说。“门上上着锁,是私人房问。你们要是再走进去,我立马报警给你们看。”

  我突然想起,在床底下的文件里,我保存了一份包娣小姐的遗嘱副本。这夫妻俩该不会是在那儿把遗嘱搞到手的吧?一想到是我,而不是包娣小姐泄露了她的个人秘密,我顿时两腿发软。

  怪不得包娣小姐气得不肯理我呢。

  我不知道她前几份遗嘱的内容,因而无法判断德尔伯特夫妇的心情。他们是因为得知可能成为百万富翁而欣喜若狂呢,还是因为不能捞到更多而怒气冲天?但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老实说,我心里硬是不愿。

  对我要报警的威胁,德尔伯特不屑一顾。“我再问你一遍,”他拙劣地模仿着《教父》中布兰多的姿势说。“你有没有为我老娘准备一份新遗嘱?”

  “她是你的母亲。你干吗不去问她?”

  “她连一个字也不肯说。”薇拉插嘴说。

  “好!那么,我也不会说。这是严格保密的。”

  德尔伯特对此并不完全理解。他脑瓜子又不是那么灵活,不知道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发起进攻。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可能正在触犯法律。

  “我希望你别找麻烦,小子。”他气势汹汹地说。

  我准备走人。“包娣小姐!”我大声喊道。她没有任何反应。过了一会,她才举起遥控器,把电视机的音量放得老大。

  我无所谓。我用手指着德尔伯特和薇拉说:“你们再走近我的房间,我就立刻报警。明白吗?”

  德尔伯特干笑了两声,薇拉马上跟着咯咯一笑。我砰的一声把门推开。

  我说不准他们有没有翻过我床下的卷宗。包娣小姐的遗嘱还在老地方,而且,我想,还是当初我放的时候那副模样。上次我看过以后,已经过了几个星期,但一切似乎都井井有条,未改原样。

  我锁好门,又用一把椅子把门顶上。

  我惯于在7点半左右,一早就去办公室。这不是因为工作过于繁重,也不是因为日程排得太满,每天要去法院出庭,或者在办公室会见委托人。我一早去事务所,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喝杯咖啡,享受孤独。我每天至少化1小时,整理和研究布莱克一案的材料。戴克和我呆在各自的办公室,尽可能互不干扰,但有时候这却十分困难:电话响的次数开始慢慢地增多了。

  我喜欢繁忙的一天开始之前这个地方的那份宁静。

  星期一,戴克到得很晚.将近10点才来上班。我们闲聊了几分钟。他想去吃早中饭,说是有要紧事跟我谈。

  我们在11点离开事务所,步行了两个街区,走进一家蔬食合作商场后面的小餐厅,要了蔬菜比萨饼和橙汁。戴克显得十分紧张,面部扭曲得比平时更加明显,一听到轻微的声音,马上就把耳朵竖起来。

  “得告诉你一件事,”他说,声音低得像在耳语。我们坐在火车座里,室内还有6张餐桌,但全部空着没有一个顾客。

  “我们很安全,戴克。”我说,竭力想让他放心。“什么事?”

  “我周六离开过孟菲斯,是取证结束立刻就走的。先飞到达拉斯,接着又飞到拉斯维加斯,住进了太平洋大酒店。”

  哦,真棒!他又在寻欢作乐狂饮滥赌啦。真是不可救药。

  “昨天上午起床后,和布鲁索通了电话。他叫我走人。说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从孟菲斯起一直跟着我,我必须立刻就走。说是有人一路上一直在盯我的梢,我必须立刻返回孟菲斯。叫我告诉你,联邦调查局一直在注意你的一举一动,因为你是既替布鲁索又替普林斯干过活的唯一律师。”

  我的嘴又干又渴。我猛灌了一大口茶。“你知道……布鲁索在什么地方?”我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响亮,好在无人旁听。

  “不,我不知道。”他说,眼珠在餐厅里乱转着。

  “唉,他在拉斯维加斯?”

  “我怀疑。他叫我到那儿去,是想迷惑联邦调查局,让他们以为他在拉斯维加斯。正因为那是布鲁索看来很可能会去的地方,他倒反而决不会去。”

  我的眼睛在不停地转动,我的思维像奔驰的野马。我一下子想到了十几个问题,可是却又不能和盘托出。有许多情况我都想了解,可是许多情况我却又不该了解。我们默默地注视着对方,很久很久。

  我真诚地希望布鲁索和普林斯是在新加坡,或者澳大利亚,而且永远别再听到他们的消息。

  “他为什么要和你联系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咬着嘴唇,仿佛就要开始哭了。可以看见那4颗大板牙的牙尖。他一直在用手抓头,时光似乎已经凝结。“嗯,”他说,声音更加轻微,“他们走的时候像是留下了一笔钱。现在想拿到手。”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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