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71)_约翰·格里森姆

七一

　　但是现在，黑尔已经不在人世，生活又重新变得美好。不久之后，狄龙·基普勒将接办这个迫切需要采取行动的案件。

　　由于多年来一直受到普通公民和律师双方的批评，为了加速司法过程，不久前对有关诉讼程序的规定做了一些修改，增加了对一些鸡毛蒜皮诉讼的限制，规定了完成审讯前各种手续的强制性截止日期，赋予了法官强行立案的更大的权力，并鼓励法官在调解结案中发挥更多的作用。执行这些规定的目的，全在于使民事诉讼制度更为合理。

　　在这一大堆新的规则中，有一种程序被人们称为“快轨运作”，其目的是使某些案件能以比其他案件更快的速度受到审理。“快轨运作”这个术语，立即成了律师界的行话。原告与被告双方都可以要求将案件“快轨运作”，但是这样的情况极少出现。有几位被告会同意加速走向被告席呢？因而法官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通常，只有在争议明确、事实清楚但辩论激烈、只需要法官裁决的情况下，才会应用“快轨运作”这一程序。

　　由于布莱克状告大利公司是我手头唯一真正拥有的案件，我当然希望能“快轨运作”。一天早上喝咖啡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布克。布克接着便告诉了基普勒。由此，司法系统开始了运转。

　　就在基普勒接受了州长任命的第二天，他打电话把我叫到办公室。这是我不久前去过的黑尔用的那同一间办公室，但已经面目全非。黑尔的书籍和纪念品正在装箱。书架上除了灰尘，便是空空如也。窗帘已经拉开，黑尔的办公桌也已经搬走。我们就坐在折叠椅上交谈。

　　基普勒不到40岁，声音柔和，眼睛一眨也不眨。他极其聪明，人们普遍认为他正处于上升的途中，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联邦法官。我感谢他帮助我通过了资格考试。

　　我们谈东说西。他说了一些哈维·黑尔的好话，但对他办案数量之少深表惊疑。他已看过了所有案子的材料，并且从中挑出了几件准备加速审理。他已做好行动准备。

　　“那么你认为布莱克一案应该‘快轨运作’？”他问。他的话说得很慢，字斟句酌，十分谨慎。

　　“是的，先生。这件案子并不复杂，不需要有很多证人。”

　　“录了多少证词？”

　　我迄今还没有笔录过一份证词呢。“我不能十分肯定。10个以下吧。”

　　“你在获取文件方面，将会遇到麻烦，”他说。“跟保险公司打官司，每次都是如此。我起诉过许多保险公司，他们从来不会把档案一份不漏地交给你。要拿到你有权拿到的全部文书，咱们可得化点时间呢。”

　　我喜欢他说“咱们”时的那种口气。而且，他这么说也无可非议。法官有许多职责，其中之一便是执法。协助双方在审讯前取得有权取得的证词，是他应尽的义务。但基普勒确实显得有点偏袒我方。不过，我觉得这同样无可非议。他德拉蒙德用链条牵着哈维·黑尔，不是牵了许多年嘛。

　　“提交一份要求对这件案子‘快轨运作’的书面申请，”他说着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被告一方定会反对。我们举行一次听证会。除非我从另一方听到什么很有说服力的东西，否则我就对你们的申请予以批准。我给你4个月取证。笔录证词、交换文书、书面质询等等，有4个月足够了。一待取证结束，我马上开始审讯。”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愣在那里，说不出话。一想到这么快就要在公开的法庭上在陪审团面前与列奥·F．德拉蒙德及其同伙唇枪舌剑，我不由得胆战心惊。“我们一定会做好准备的，”我说，心里却在打鼓，不知道下面的三招是什么。但愿我讲话的口气没有泄露我此刻的心情。

　　我们又谈了一会。我临走时，他叫我有问题就给他打电话。

　　才过了1小时，我就差点儿要给他打电话。我回到办公室时，廷利·布里特事务所送来的一个胀鼓鼓的大信封，正在恭候我。列奥·F．德拉蒙德在深深哀悼挚友的同时，一直没有闲着。那架提出申请的机器一直在高速运转。

　　他提出的第一个申请，是要求对诉讼费提供担保。这是在我和我的委托人脸上，客客气气地打了一个耳光。由于我和我的委托人都很贫穷，德拉蒙德声称，他对我们交纳诉讼费的能力感到担忧。这种情况将来某一天可能会发生，假如我们最终打输了官司，法官命令我们交纳双方承担的全部诉讼费用。他提出的第二个申请，根据对微不足道的案件进行限制的规定，要求法庭对我和我的委托人进行经济上的惩罚。

　　第一个申请不过是装腔作势。第二个则是十足的卑鄙。两个申请都附有长长的漂漂亮亮的诉状，诉状上还辅以适当的脚注、索引和参考书目。

　　在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以后，我断定德拉蒙德提出这两个申请，都是为了向我证明一点。他们明知法院不会批准这些协议，仅仅想以此向我表明：特伦特与布伦特的大军在短短的时间里能生产出多少法律文书，而且这还仅仅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由于任何一方都必须就对方的申请做出答复，由于我不愿接受和解的方案，德拉蒙德在向我发出警告：他将让我在纸堆中窒息而死。

　　事务所的电话还没有响过。戴克不知在城里什么地方。我不愿猜测他正在何处淘金。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玩这种申请游戏。想起我那令人揪心的瘦小的委托人，想起他所受的折磨，我就斗志昂扬，干劲倍增。我是唐尼·雷唯一的律师，区区几张纸，绝不可能让我放慢脚步。

　　我已经形成一个新的习惯：每天下午都给唐尼·雷打电话，通常是在5点前后。几个星期前我给他打了第一个电话后，多特曾经告诉我这个电话对他意义有多大，从此我就天天给他打。我们谈的东西五花八门，但从不涉及他的疾病，也避而不谈这桩官司。我把当天发生的事，拣有趣的告诉他。我知道，我的这些电话，已经成了他那暗淡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今天，他的声音很有力。说是早就起了床，一直坐在前面的门廊上。他很想能到哪儿去消磨几小时，离开家和父母。

　　我7点钟把他接上车，到附近一个烤肉店吃了晚饭。他遭人瞪了几眼，但似乎并不在意。我们聊着他的童年，谈着当年格兰杰街上少年团伙横冲直撞时发生的一些趣闻。我们有时还大笑，对他来说这也许是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但谈话使他疲倦。他很少碰桌上的食品。

　　天黑以后，我们开车来到露天集市附近的一个体育场。在相邻的两个场地上。正在进行两场棒球比赛。我一边将车驶进停车场，一边打量比赛的球队。我在寻找穿黄色球衫的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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