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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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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的情况以前出现过。8个月以前,警方就曾接到同样的报警,同样的毒打,一切都相同,唯一的区别是:那一次她的运气好一点,只有几个地方青一块紫一块。那一次棒球棍显然不在他手边。警察把他们分开,当场把他们教训了几句,他们亲亲嘴,就跟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了。他们毕竟只是大孩子嘛,对吧,刚刚结婚的一对小情人。后来,也就是3个月以前,棒球棍投入了战斗,她肋骨断了几根,在圣彼得医院呆了一星期。这件事交给了孟菲斯警察局家庭暴力科,他们强烈要求从严惩处。可是她爱那家伙,拒绝提供对他不利的证词。只好一切作罢。这种情况一直都是如此。” 要理解这件事,需要一点时间。我曾怀疑过她家里可能有什么麻烦,却怎么也没想到会如此令人恐怖。一个男人怎么可以用一根铝质的棒球棍毒打自己的妻子?克利夫·赖考面对这样美丽的面庞,怎么会下得了如此毒手? “这种情况一直都是如此。”戴克显然看出了我的想法,又重复了一遍。 “还有别的情况吗?”我问。 “没啦。不过,你可别跟她搞得太热呼喔。” “谢谢,”我说。我觉得身体虚弱,头昏眼花。“谢谢。” 他站了起来。“不客气。” 布克为律师资格考试所花的时间比我多得多,这当然不足为怪。但他却因此很为我担心,这就是他的为人。今天下午,他准备在香克尔事务所会议室,进行一次马拉松式的复习。 我根据他的指示,在中午准12时赶到了会议室。事务所的办公室都是一式的现代装潢,里面的人都在忙忙碌碌。这家事务所最古怪之处是,所有人员无一例外统统都是黑人。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到过许多事务所,我记得只见过一个黑人秘书,却没有见过一位黑人律师。而在这里,你却看不见一张白人面孔。 布克陪着我在事务所里匆匆兜了一圈。尽管是吃午饭的时间,人们依然在快步疾走,文字处理机、复印机、传真机和电话机的声音响成一团。再加上嘈杂的说话声,门厅里喧喧嚷嚷的。秘书们正坐在办公桌边匆匆忙忙地吃午饭,而她们的办公桌上都千篇一律地堆满了一摞摞待处理的文书。律师和律师帮办们都彬彬有礼,但都忙得不能和你攀谈。事务所对每一成员的着装都有严格规定:男人必须穿黑西装白衬衫,女士必须穿单色的套裙。谁都不准穿色彩鲜艳的服装,不准穿短裤。 我的脑海中闪过了J.利曼·斯通事务所里的一连串镜头。这两家事务所是多么鲜明的对比!我赶紧把镜头切断。 布克告诉我说,马尔文·香克尔管理十分严格。他穿着讲究,精通业务,遵守时间甚至到了对自己苛刻的程度。而且他对合伙人及下属员工的要求,也不亚于他自己。 会议室设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我负责中饭,从尤吉酒家带来了几个免费的三明治。我们聊着家人朋友最多聊了5分钟。他对我的工作问了几个问题,但他知道适可而止。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几乎是一切。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所承担的在圣彼得医院的新使命,也不想让他了解我在那儿的活动情况。 布克已真的成了一个该死的律师啦!在规定的聊天时间到了以后,他看看表,马上就投入他为我们俩安排好了的紧张复习。在这个了不起的下午,除了喝咖啡去洗手间,我们将一刻不停地学习6小时!然后在6时整离开,那只是因为别人要用这个房问。 我们从12时15分至1时30分,复习联邦所得税税法。布克对税法一直学得比我好,因而他主讲。我们啃的是资格考试复习材料,税法困难的程度与去年秋天听这门课时一模一样。 1时30分,蒙他恩允,我去了一次洗手间,取了杯咖啡。然后就由我主讲联邦证据法,直到2时30分。材料很精彩。布克充沛的精力和认真的态度也感染了我,于是我们对一些枯燥无味的材料展开了闪电式的突击。 在律师资格考试中败北,无论对谁都将是一场噩梦,而对于布克,那将会是巨大的灾难。就我而言,即使考试失败,坦白地说,也不会等于世界末日来临。我的自尊心将被击得粉碎,但我一定可以重新振作起来。我会更努力地苦读,在6个月后,重新参加考试。只要我每个月都能捕捉到几个委托人,布鲁索肯定不会在乎。假如我能钓到一个严重烧伤的客户,他是肯定不会希望我再去参加什么资格考试的。 但布克却可能会陷入困境。我想,假如他第一次不能通过,他难免会受到马尔文·香克尔的白眼。万一第二次再不能过关,那他恐怕就要成为历史了。 2时30分正,马尔文·香克尔走进会议室,布克把我介绍给了他。他50出头的年纪,身材壮实修长,鬓角微白。他声音柔和,但目光锐利,大概连拐角后面的东西也可以看见。在孟菲斯城南律师圈子里,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能见到他实是荣幸。 布克事先已做好安排,请他为我们讲一次课。他就民权诉讼及就业歧视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乎一小时。我们听得非常入神,偶尔也做点笔记,提几个问题,但主要是凝神倾听。 他讲完就去参加一个会议。我们化了半小时,自己复习反垄断法与垄断企业。4时正,第二次讲课开始。 这次讲课的人名叫狄龙·基普勒,一位哈佛毕业的合伙人,擅长宪法。他讲得慢慢腾腾,有气无力。只有在布克插进几个问题、给他洒上一点胡椒面的时候,他才有点儿热气。我发觉自己仿佛正在深夜里的灌木林中游逛,拿着一根鲁思式的棒球棍,像疯子似地跳将出来,把克利夫·赖考揍了个半死。为了不再打瞌睡,我绕着桌子走着,猛灌咖啡,竭尽全力注意听讲。 将近结束的时候,基普勒反倒精神抖擞,生气勃勃。我们用问题向他发动连续猛攻,他话说了半句突然停下,惊恐万状地看着表说他得走了,一位法官大人正在某处恭候他呢。我们谢了谢他,他转身拔脚飞跑。 “我们还有一小时,”布克说。这时是5点过5分。“咱们干什么呢?” “去干杯啤酒。” “对不起。该学不动产法了,要么就复习职业道德。” 复习职业道德,虽然是我的迫切需要,但我累了,而且也没有情绪再次被人提醒:我的罪孽是多么深重。“那就复习不动产法吧。” 布克跑到会议室的另一头,抓来了论述不动产法的书。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圣彼得医院心脏地区曲曲折折的走廊,走到自助餐厅我喜欢坐的那张桌子旁边的时候,已将近8点钟。桌上坐着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我买了咖啡,在附近坐下。那位护士长得非常讨人喜欢,但此刻却显得心烦意乱;看他们悄悄说话时的那神态,我敢断定,他们俩的事准是触礁啦。他年届花甲,做过头发移植手术,下巴刮得精光。而她只有30岁,现在是情人,将来显然也不可能升为太太。他们的这场悄悄话,可真不轻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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