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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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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乐意等一会儿。”我说,同时微微一笑。她也微微一笑。我们都在微微笑着的当儿,短短的走廊头上一扇门开了,一个未穿上装、袖子卷得老高的男人朝我们走了过来。他扫视了一眼,看见了我,突然就站到了我面前。他把手上的文件交给了面带微笑的秘书。 “早上好,”他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他声音洪亮,是一种真正友好的声音。 她刚张口,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我就抢先一步说:“我需要和纽利先生谈一谈。” “我就是,”他边说边把右手朝我伸了过来。“罗德·纽利。” “我是鲁迪·贝勒,”我边说边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摇。“我是孟菲斯州大三年级学生,即将毕业,想和你谈谈工作的事。” 我们仍旧握着对方的手。我提到工作时,他握住我手的力量并未明显减弱。“哦,”他说,“工作?”他瞟了一下坐着的秘书,仿佛在说:“你怎么能让这种场面出现?” “是的,先生。我只要10分钟。我知道你很忙。” “对,嗯,你知道,几分钟以后我得去录一个证词,接着还要出庭。”他看看我,看看她,接着又看了看表,一副要走的样子。但他本质上却是个好人,一个轻信别人的好人。或许在不太久之前的某一天,他也曾处在我目前的境地。我一边用目光向他恳求,一边伸出手去把简历和信递给他。 “好。嗯,当然,进来吧。不过,只能呆一会儿。” “我10分钟以后按响蜂鸣器。”她迅速接腔道。她打算以此来弥补自己刚才的疏忽。他像所有律师一样,仔细看了看表,严肃地对她说:“对,最多10分钟。你给布兰奇挂个电话,告诉她我可能要晚到几分钟。” 他们俩一唱一和配合得十分巧妙。他们将为我提供方便,但同时却又已做好安排,让我迅速离开。 “跟我来,鲁迪。”他微笑着说。我紧紧跟着他,朝走廊那一头走去。 他的办公室是一个正方形的房问。写字台后面,一排书架构成了一道挡壁;正对着门是一道“自我表现墙”。我迅速扫视了一遍名目繁多的证书,这里有出席扶轮国际分社满勤证书,童子军志愿者证书,本月律师先生证书,至少两张学位证书,一张与红发政客合影的照片,商会会员证书。这位仁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用镜框镶起来的。 我们分别在他那张巨大的写字台两侧坐下。我能清楚听见时钟的滴答声。“这样冒昧地来打扰你,实在抱歉,”我开口说,“但是我实在需要一份工作。” “你什么时候毕业?”他手肘搁在桌上,身子前倾。 “下个月。我知道现在找工作为时已晚,不过这是有很充分的原因的。”我接着就讲了与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纠葛。谈到与延利·布里特有关的部分时,我很是利用了我希望的他厌恶大事务所这一点。因为像我的这位朋友罗德这样的小伙计,也就是那些微不足道的街头律师,和市中心高楼大厦里那些穿着丝袜的大讼棍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立关系。我稍加渲染地告诉他,廷利·布里传本想找我谈谈聘用的事,接着就单刀直入地亮出了一个向自己脸上贴金的观点:叫我为一家大事务所工作,根本就没门。这不符合我的性格。我独立性太强了。我要代表普通人,而不是大公司。 我的这番话讲了不到5分钟。 他听得十分专注,尽管由于对那随时都会响起的蜂鸣器声念念不忘而多少有点分心。他心里明白他决不会雇用我,因而只不过是在消磨时间,等着许诺给我的10分钟过去。“奚落得多妙呀。”我讲完我的故事时,他用同情的语气说。 “或许再好不过了,”我说,声音像祭坛上的羔羊。“但我已做好工作的准备。我在班上的成绩,在前四名之内。我非常喜欢房地产业,而且已经读过两门有关财产的课程。两门课的成绩都很不错。” “我们承办的房地产案件可是多得很呢。”他洋洋得意地说,似乎这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工作。“还有大量的诉讼。”他甚至更加洋洋得意地又补了一句。他或许对自己的工作十分精通,或许能挣到足够的钱过一种舒舒服服的生活,但他只是个坐在办公室里舞文弄墨办案的不上档次的小律师而已,可他却想在我的心目中,竖起一个在法庭上大叫大嚷成就卓著的讼棍的高大形象。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是常规,律师们无不都是这么自吹自擂的。我见过的律师虽不太多,但在见到过的当中,迄今还没有一个不想叫我相信他能在法庭上把对手打得屁滚尿流的。 我的时间快要用尽。“我一直靠工作挣钱念书。整整7年,没有从家里拿到过一分钱。” “什么性质的工作?” “什么都干过。目前在尤吉酒家,当酒吧侍者。” “你当酒吧侍者?” “是的,先生。也干别的事。” 他手里捏着我的简历。“你是单身。”他慢腾腾地说。这在简历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是的,先生。” “认认真真地谈过恋爱吗?” 这跟他实在毫无关系,可我怎敢顶撞他?“没有,先生。” “你不是同性恋吧?” “不,当然不是。”我们这两个非常直率的白人男子,于是共享了片刻的异性恋者的幽然时光。 他身体向后一仰,面部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仿佛是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我们这几年没有雇用过一个新律师。我仅仅是出于好奇,想问一下:市中心那些大事务所,给新雇的律师,开的是什么价?” 他提这个问题当然有他的道理。不管我如何回答,他都会对那些高楼大厦里的高额年薪,装出一副震惊和无法相信的模样。而这当然将是我们进行有关工资的讨论的基础。 撒谎不会有任何益处。他对工资的多少,很可能已了解得清清楚楚,因为律师们喜欢说长道短。 “延利·布里特一贯坚持付给雇员最高的工资,这你是知道的。我听说高达5万美元。” 我还未说完,他已经开始摇头。“你开玩笑,”他装出一副震惊得不知所措的模样说,“你开玩笑啦。” “我不要那么高的价。”我忙不迭地宣布道。我已经打定主意:只要有人愿出价,我就把自己廉价出售。我的开销很少,而且只要我能跨进大门,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几年,那么我的情况肯定会得到改善。 “那么你心里是个什么数呀?”他问。那口气好像他这个出类拔萃的小事务所,可以与那些大家伙一比高低,工资哪怕仅仅比他们低一点,也会使他感到掉价一般。 “我只要一半就干。两万五。我愿意每周工作80小时。我愿意处理所有的臭鱼档案。我愿意干任何杂活。你和罗斯先生以及佩里先生,可以把你们但愿从来没有接下的任何案子交给我,我将在6个月之内把它们了结。我保证。我在头一年里就可以赚回自己的工资,不然,我立即走人。” 罗德听了我的一席话,惊讶得张开嘴唇,露出了牙齿。两颗眼珠子在不停地转动,大概是在动着脑子,想把面前的这堆垃圾从办公室里铲走,抛到别的一个什么人头上去。这时,从他的电话机里传出了蜂鸣器嗞嗞的响声,随之传来了秘书的声音。“纽利先生,他们在等你去取证呢。” 我瞧了一下手表。8分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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