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7)_约翰·格里森姆

七

　　“绝对没有。医生看过保单。他说大利应该付钱，因为骨髓移植现在已经是常规治疗了。”

　　布克的委托人用双手抹了抹脸，站起来告辞。他谢谢布克，布克又谢谢他。老人在一对正在下着中国跳棋的伙伴身边坐下，看他们激烈交锋。包娣小姐最后终于把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从博斯科的纠缠中解放出来，不再为他那些问题烦恼。斯穆特在我们身后踱着方步。

　　我接着读的一封信也是大利公司寄来的。初看起来，跟别的几封并无不同，一样的不耐烦，一样的下流，一样的直截了当。这封信写道：“亲爱的布莱克太太，本公司此前已7次书面拒绝你的索赔要求。我们现在再次拒绝，此为第8次，亦为最后一次。你一定是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至！”这封信由高级索赔监督签署。我擦拭着信笺上方铅印的公司标识，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去年秋天，我选了一门名叫保险法的课程，至今仍记得当时对某些保险公司不讲信誉的欺诈行为深感震惊。我们的老师是个来访的共产党人，憎恨保险公司，实际上憎恨一切公司。他把保险公司毫无道理地拒绝合法索赔的案例讲得津津有味。他认为这个国家欺诈案件有成千上万，却从来没有被依法惩处。他写过好几本书，论述欺诈诉讼，甚至引用统计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许多人在索赔要求受到拒绝时，不做认真的咨询，就干脆自认倒霉。

　　我一边摸着信头印刷精美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的标识，一边又把信看了一遍。

　　“保险金你一次也没有漏交？”我问多特。

　　“没有，先生，一次也没有。”

　　“我得看看唐尼的医疗记录。”

　　“大多数记录都搁在家里啦。他最近很少找医生看病。咱费用出不起。”

　　“你知道他被诊断患了白血病的准确日期吗？”

　　“不。可咱记得那是在去年8月，他在医院接受化疗。第一个疗程。后来。那些骗子通知咱们说，他们不会再为咱报销任何医疗费，医院就对咱关了门。说是给唐尼做移植手术，这笔钱他们医院化不起。因为妈的实在太贵啦。俺不能怪他们，真的不能。”

　　巴迪正在审视布克的另一位委托人，一个身体虚弱的小妇人，她也带着一堆文件。多特在她的塞勒姆斯牌烟盒里摸索了一会，又把一支香烟塞到嘴里。

　　如果唐尼·雷患的确实是白血病，而且又只是患了8个月，那么就没有任何办法把它作为“先存情况”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如果不能把白血病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大利保险公司就必须理赔，对不对？我觉得这合情合理，完全是明摆着的事。可是法律却很少是清清楚楚的，也难得是合情合理的，因而我明白，在多特那一叠拒赔文件的深处，一定有什么生死攸关的东西在等待着我。

　　“我实在看不懂，”我说，眼睛依然盯着那封“愚蠢之至”的信。

　　多特又朝她的丈夫喷了一口浓浓的烟雾，烟圈在他头部周围上下翻滚。我想他的泪水已干，但我不能肯定。她咂了咂粘粘的嘴唇说道：“这很简单嘛，鲁迪。他们是一批骗子，以为咱们是头脑简单无知无识的垃圾，又没有钱和他们斗。俺在一家牛仔裤工厂干了30年，参加过工会，你知道吧，咱们每天都跟公司斗。这儿也一样。大公司根本不把咱们小人物当回事。”

　　我老爸除了憎恨律师，也常常刻毒地咒骂工会。久而久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劳工大众的一位热情捍卫者。“这封信真令人难以置信。”我对她说道。

　　“哪封？”

　　“克罗基特先生写的那封，说你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至的那封。”

　　“混蛋！看他敢颠到这儿来，当面骂俺一声愚蠢之至！该死的北方杂种！”

　　巴迪用手扇开面前的烟雾，嘴里叽咕了一句。我瞧着他，巴望他会开口讲点什么，他却只当没有看见。我突然发觉他的头左侧比右侧要稍稍扁平。在我的想象中曾经出现过的他那光着屁股走过机场安全门的情景，再次在我眼前闪过。我折好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把它放在那一叠文件上面。

　　“把这些文件看完，要好几个小时。”我说。

　　“哎，你得加点紧。唐尼·雷活不长了。他现在瘦得只剩110磅，以前可是有160磅哩。有些日子他病得路都走不动。俺希望你能见见他。”

　　我没有见唐尼·雷的欲望。“好的，过一阵再说吧。”我得研究一下保单和信件，还有唐尼的医疗记录，然后找斯穆特商量商量，再给布莱克家写一封措词恰当的两页长的信，非常聪明地表明：他们应该把这个案子交给一位真正的律师去处理。随便找个律师可不行，必须找一个擅长对保险公司欺诈行为提出起诉的律师。我还将列出几位这样的律师的大名，以及他们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就要和这桩无利可图的事情拜拜，和斯穆特拜拜，和他对老头老太法的那份热情拜拜了。

　　再过38天，我就毕业了。

　　“我要把这些带走，”我理好她那一叠杂乱的文件，一边伸手去拿橡皮带，一边对多特解释道。“我两星期后再来，我会给你一封写明我的建议的信。”

　　“干吗要两星期呢？”

　　“这个，我，嗯，我必须研究研究，你知道。我还得和老师们商量商量，还要查查资料。你能把唐尼的医疗记录寄给我吗？”

　　“当然能。不过，你最好加紧点儿。”

　　“我会尽力而为的，多特。”

　　“你看咱们的道理充分不？”

　　我虽然还只是一个攻读法律的学生，却也颇会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现在还难说。不过看来希望很大。但还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研究。可能性还是有的。”

　　“你究竟是啥意思呀？”

　　“嗯，这个，我的意思是，我想，你已经有充分理由索赔。不过我还需要研究一下这些文件，才能最后肯定。”

　　“你算是那一号的律师嘛？”

　　“我是学法律的学生。”

　　我的回答使她莫名其妙。她噘起嘴巴，紧紧包住白色的过滤嘴，眼睛瞪得大大地望着我。巴迪又咕哝了一声。斯穆特恰恰这时来到我们面前，这真令我感激不尽。他问道：“你们进行得怎么样？”

　　“还好，”我说，“就快结束了。”

　　“好极了，”他说，似乎时间已到，还有别的委托人在等着我们伺候。话一出口，他就慢慢地向别处踱去。

　　“我两星期后来看你们。”我热情地说着，挤出了一丝微笑。

　　多特在烟灰缸中摁灭了烟头，向前倾着身子，又一次和我靠得很近。她的嘴唇突然开始颤动，双眼充满泪水。她轻轻地按着我的手腕，绝望地望着我。“请你千万抓紧，鲁迪。咱们需要帮助。咱儿子快要死啦。”

　　我们久久地望着对方。最后，我点了点头，咕哝不清地说了点儿什么。这一对可怜的老人刚刚把他们儿子的生命托付给了我这个孟菲斯州立大学法学院三年级学生。他们真诚地相信，我会把他们塞到我面前的这堆破烂带走，然后抄起话筒，打几个电话，写几封信，发出几声咆哮，提出这样那样的威胁，眼睛一眨，大利保险公司马上就会屈膝投降，向唐尼·雷捧上大把大把的钱。而且，他们还指望这样的事能迅速发生哩。

　　他们站了起来，局促不安地从我面前走开。我几乎完全可以肯定，在保单的某一个部分，一定有一条完美无缺的小小条款，可以把唐尼·雷的病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这种条款勉强可以看清，但肯定无法破译，然而却是由技巧熟练的法律高手精心设置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领取高额酬金，身心愉快地编制保单上的附属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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