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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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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我们一一作了介绍。我迅速站了起来,咧了咧嘴,随后就坐下,再次板起脸,故作深沉地皱着双眉。斯穆特滔滔不绝地谈着医疗保健,预算的削减,遗嘱,销售税的豁免,受虐待的老头老太,以及共同保险费用的支付等等。一个个话题,就像飞舞的苍蝇一样,接二连三地从他嘴里抖落出来。他像在课堂上一样漫无边际地唠唠叨叨,讲述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议而未决的法案,私人疗养院的规章制度,地产的规划,神奇的药物。连我自己听着听着也打起呵欠,昏昏欲睡。而博斯科更是每隔10秒钟,就看一次表。 斯穆特的讲话终于临近尾声了。他再次向包娣小姐和她那一帮人表示感谢,并且保证今后每年都要光顾一次,然后在桌边坐下。包娣小姐不多不少拍了两个巴掌,便立即打住。其他的人无一动作,倒是有一半人在打呼噜。 包娣小姐手指着我们,对她的部下们说:“他们都在这儿。他们都很能干,而且全都免费。” 迟钝的人群慢慢地朝我们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博斯科,他显然对黄果冻事件余恨未消,因而眼睛虽然瞪着我,人却走到桌子的另一边,坐在值得尊敬的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面前。感觉早就告诉我,他找谁都成,却决不会向我谋求法律咨询。一个年迈的黑人男子看中了布克,他们俩隔着桌子在交头接耳。我尽量不去听他们的谈话。他们谈的事与此人的一位前妻和多年前的一次离婚有关,那次离婚可能已经、或许还没有正式了结。布克像一位真正的律师一样记着笔记,全神贯注地听着,就好像真的知道该如何办案似的。 不过,布克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委托人了。而我却整整5分钟独个儿痴呆呆地坐在一边,望着3位同窗轻声细语,涂涂写写,对于展开在面前的问题,一会儿满怀同情地凝神倾听,一会儿摇着头。 我的孤独状态并没有被人忽视。包娣·伯德桑小姐终究还是把手伸到钱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昂首阔步地走到我的桌边。“你是我真正需要的人。”她轻声说,把座椅拉到桌子角落上。她的身体向前倾,我的身子向左歪,两个人的头相距仅几英寸。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开始了以法律顾问身份进行的生平第一次咨询谈话。布克朝我瞟了瞟,脸上挂着调皮的微笑。 我生平第一次咨询谈话。去年夏天,我在市内一家法律事务所当书记员。那儿有12名律师,工作都是严格地按小时计费,而不因发生意外情况额外收取费用。我学会了开账单的技巧,其首要规律是,律师把睡觉以外的时间,主要化在与人会谈上。与委托人会谈;在电话上会谈;与对方律师、法官、合伙人、保险公司理赔员、书记员或律师帮办会谈;在吃午饭时会谈;在法庭上会谈;电话会议会谈;结案会谈;审前会谈;审后会谈。只要你说得出一次活动的名称,律师就可以编织一个借口组织一次以它为中心的会谈。 包娣小姐用目光向四周扫射了一番。这是给我的信号,要我把脑袋和声音都同时低下来,不管她想跟我谈些什么,反正都是极其重要的。这对我当然也十分合适,我可不想让谁听到对她即将提出的问题,我肯定会提供的蹩脚而又幼稚的建议。 “你看看这个,”她说。我接过信封,把它拆开。感谢上帝。是份遗嘱!科莲·贾尼斯·巴罗·伯德桑遗嘱。斯穆特曾经对我们说过,这些委托人中有一半以上会请我们推敲,甚至修改他们的遗嘱。对我们来说,这挺不赖,因为去年我上过《遗嘱与遗产》这门必修课,要在遗嘱里挑点儿毛病,我们颇感胜任。遗嘱其实相当简单,即使初出茅庐的律师也能写得完美无缺。 这是一份打字机打的正式遗嘱。在浏览过程中,我从前两段得知包娣小姐是一位寡妇,有两个儿子和一大批孙儿孙女。第三段仿佛给了我一闷棍。我一边看,一边斜着眼睛望她,接着又重看了一遍。她得意洋洋地微笑着。这一段文字指令遗嘱执行人给她的两个儿子每人200万美元,孙儿孙女每人100万美元,由执行人代管。我慢慢地计算了一下,她有8个孙儿孙女,这就是说她至少有1200万美元。 “继续看下去,”她低声说,仿佛真的能听见计算器正在我头脑中嘀嘀嗒嗒计算似的。布克的委托人,那位黑人老头,此刻正在一边哭泣,一边诉说着许多年以前那一段不幸的罗曼司,诉说着孩子们如何将他遗弃不顾。我虽然竭力不去听他,但他的话却依然钻进耳鼓。布克怒气冲冲地记录着,尽量不去注意老人的泪水。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在哈哈大笑。 遗嘱的第三段将300万美元赠给一个教堂,200万美元捐给一所学院。接着还有一串慈善捐赠名单,第一个对象是糖尿病协会,最后一个是孟菲斯动物园,在每一个名字的旁边都注明了捐赠的数额,最少的是5万美元。我皱着眉头,在心中做了一次速算,得出的结果是:包娣小姐遗财净值至少是2000万美元。 突然,这份遗嘱暴露出了许多问题。首先,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它根本没有应该有的那么厚。包娣小姐十分富有,而富人是不兴留下薄薄的、简单的遗嘱的。他们爱用厚厚的、写得密密麻麻的遗嘱,托管机构、代管人、隔代转让等等事项说得明明白白,由大事务所收费高昂的税务律师专门设计和执行的诸多精细条款,也交代得清清楚楚。 “遗嘱是谁拟的?”我问。信封是空白的,没有迹象说明是谁起草这份遗嘱的。 “我以前的律师,已经过世了。” 他草拟这份遗嘱时犯了玩忽职守罪。死了倒是件好事。 如此看来,这位牙齿灰黄、讲话像唱歌一样美妙动听的漂亮的小老太,真的值2000万美元啰。而且她目前又显然没有自己的律师。我瞟了她一下,眼光又回到遗嘱上。她的穿着不像个富婆,没戴钻石或金饰,在头发上也不愿他费时间或金钱。她身上的套裙是普通的滴干棉料,紫红色的上衣已经破旧,当初可能购自西尔斯百货店。我见过一些家产万贯的老太太,她们一般都不难辨认。 这份遗嘱拟就约有两年了。“你的律师什么时候去世的?”我问,声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甜蜜。我们两个的头仍旧低低地凑在一起,两个鼻子相距只有几英寸。 “去年。癌症。” “那你现在有没有律师呢?” “我要是有,现在还会跟你谈话吗,鲁迪?遗嘱没有什么复杂的,所以我想你能对付。” 贪心这玩意儿十分滑稽。我将从7月1日开始,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工作。这一家榨取员工血汗的小小事务所,内部气氛十分沉闷。15位律师除了代表保险公司诉讼,别的基本不干。我本来并不想要那份工作,可是恰恰在其他事务所都无空缺的当儿,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表示愿意聘用我,我也只好将就。我想在里面消磨几年,熟悉这一行当,然后再图高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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