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_战争风云

八五

　　“你以为你知道，”她顽皮地一笑。“我来告诉你。这是莱斯里·曼逊·斯鲁特先生向我求婚的信，他是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获得者，一位发迹的外交官，一个捉摸不透的单身汉。你觉得怎么样，拜伦·亨利？”

　　“向你道喜。”拜伦说。

　　这时，娜塔丽桌上的铃响了。“呃，我的天。勃拉尼，劳驾你去看看埃伦·杰斯特罗有什么事。我已经晕头转向了。”她把信朝桌上一扔，把细长的、雪白的双手插到头发里。

　　杰斯特罗博士在楼下书房里，围着毯子坐在火旁的一张长躺椅上，下雨天他就经常呆在这个地方。他对面的扶手椅里，坐着一个胖胖的、面色苍白的意大利官员，穿着一身黄绿色制服，一双黑色半筒靴，正在喝咖啡。拜伦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也没见过这种制服。

　　“呃，拜伦，你让娜塔丽把我的居住身份证明材料找出来好不好？她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杰斯特罗又对那位官员说：“你要看他们的证件吗？”

　　“今天不看了，教授。只要您的。”娜塔丽正在重新看信，看见他进来就抬头咧嘴一笑。“呵，他有什么事？”

　　拜伦告诉了她。她脸色阴沉下来，从皮包里拿出钥匙，把书桌旁边的一个钢制小文件柜打开。“拿去吧，”她递给他一个用红带子捆着的吕宋纸夹。“会有什么麻烦吗？要不要我下去？”

　　“最好等叫你，你再来吧。”

　　他下楼梯的时候，听见书房里传出一阵笑声和兴高采烈的说话声。“呃，谢谢你，拜伦，”当他走进去时，杰斯特罗改用英语说。“就放在桌上吧。”他随后又用意大利语接着讲上星期一有只驴子闯进花园，把一小块菜地里的菜全踩坏了，把一章稿子也嚼碎了。那位官员系着皮带的肚皮笑得直发颤。

　　娜塔丽又在图书室里开始打字。斯鲁特那封信已经不见了。

　　“看起来，不会有什么麻烦，”拜伦说。

　　“那就好，”她平静地说。

　　吃晚饭的时候，杰斯特罗博士很少说话，吃得也比平时少，还多喝了两杯酒。他们在这里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过着清一色的单调生活，因此多喝一杯酒就是一件大事，第二杯酒简直等于一枚炸弹。娜塔丽终于说：“埃伦，今天那个人来干什么？”杰斯特罗正在发呆出神，这时醒悟过来，轻轻摇摇头。

　　“很奇怪，又是朱瑟普。”

　　朱瑟普原来是花匠的助手，埃伦新近把他辞掉，他骨瘦如柴，又懒又笨，是个老酒鬼，长着一头黑色鬈发，一只通红的大酒糟鼻。就是朱瑟普把大门开着，结果让驴子闯了进来。他总是干这种坏事。因为稿子扯碎了，菜地被踩坏，杰斯特罗气得要命，两天不能写东西，而且消化不好。

　　“那个官员怎么知道朱瑟普？”拜伦说。

　　“怪就怪在这里。他是从佛罗伦萨外侨登记局来的，他还谈到朱瑟普有九个孩子，现在找工作很困难等等。一直等到我答应重新雇他，才算了事。他得意扬扬地笑着，把登记表还给我。”杰斯特罗叹了一口气，把餐布放到桌上。“这些年我一直跟朱瑟普打交道，老实说，我也不在乎了。我有点累了。告诉玛丽亚把我的水果和奶酪送到书房去。”教授走后，娜塔丽说：“咱们把咖啡端到我房间去喝吧。”

　　“好，太好了。”

　　她从来没有请他到她房间去过。有时候他在上边自己房间里能听到她在房间里走动，那是微弱可爱、撩人心怀的响动。他怀着激动的心情随她上楼。

　　“我住在一个大糖盒里，”她打开一扇笨重的门，难为情地说。“你知道，埃伦买这所房子的时候，是连家具一道买下来的，而且保留女主人原来的样子。对我实在显得可笑，但是……”

　　她打开一盏灯。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刷成粉红色。粉红色和金色的家具，蓝色和金色的天花板上绘着粉红色的爱神，粉红色的绸帷幔，一只大双人床罩着带荷叶边的粉红色缎子床罩。头发乌黑的娜塔丽穿着一件棕色的旧呢子衣服，晚上冷的时候，她总穿这件衣服，但是房间瓦都①画派的布置，配上这件衣服，显得特别古怪。不过拜伦发现即使这个对比，也和其他与她有关的每件东西一样，使他感到兴奋。她把雕着罗马人像的大理石壁炉里的木柴点燃，两人面对面坐在扶手椅里，他们之间的茶几上摆着咖啡。

　　①瓦都（1684—1721），法国画家。

　　“你想埃伦为什么情绪这样坏？”娜塔丽说看，非常舒服地坐到大扶手椅里，把打褶的裙子拉得很低，盖住她那双很漂亮的腿。“朱瑟普是老早的事了。其实辞掉他是个错误。他知道全部自来水管和电线装置，比托玛索知道得更清楚。尽管他是个很脏的老酒鬼，但是，实际上修条剪枝的工作他干得挺不错。”

　　“埃伦·杰斯特罗出于不得已，娜塔丽。”她咬着嘴唇点了点头。拜伦接着说：“我们都在这批人的掌握之中，埃伦·杰斯特罗比你我更糟糕。他有财产，他被绊在这里了。”

　　“不过，意大利人都不错，他们不是德国人。”

　　“跟墨索里尼可没有什么交道好打。班瑞尔的建议很对。快走！”娜塔丽微微一笑。“Lekh lekha，我的天，这些事显得多遥远啊。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她的笑容消失了。“我不去想华沙的事。尽量不去想。”

　　“我不怪你。”

　　“你怎么样，勃拉尼？你想过华沙的事吗？”

　　“想过一点。我总梦见那些事。”

　　“呃，上帝，那所医院，我总是一夜又一夜，围着它转来转去……”

　　“华沙陷落的时候，”拜伦说，“给我的打击很大。”他把在万湖发生的那件事讲给娜塔丽听。当他讲到那个侍者突然一转身走开时，她大笑起来。“你父亲真好。”

　　“他不错。”

　　“他大概以为我是吸血鬼，迷得你把命都快送掉了。”

　　“我们没有谈到你。”

　　娜塔丽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她又给他和自己倒了些咖啡。“勃拉尼，你把火拨一拨。我冷。朱瑟普总是弄湿木头。”他把火拨旺，加了一块枯木，火立刻熊熊地燃烧起来。

　　“啊，这样才好！”她跳起来，把吊灯关上，站在火旁，望着火焰。“在车站上，”她突然神经质地说，“他们把犹太人带走的那一刻呀！我到现在还不敢想。我在科尼希斯贝格情绪特别坏，这也是一个原因。我很痛苦。我一直想，我当时也许能做点什么。要是我当时站出来，说我是犹太人，不跟他们善罢甘休呢？要是我们一致提出抗议呢？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可是，我们却若无其事地去上火车，眼睁睁地看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朝另外一个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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