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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五


  正如我从前对阿尔贝蒂娜说“我不爱您”以博得她的爱;说“我看不见谁我就忘记谁”好让她经常来看望我;说“我决定离开您”以防止一切分手的念头;——眼下,当然是因为我切盼她一周之内返回我才说“永别了”;因为我想再看见她我才对她说“与您见面我会感到很危险”;由于和她分居于我仿佛比死还糟我才在信上对她说“您说得对,我们在一起可能会很不幸”。唉,在写这样一封假惺惺的书信以显示我并不依恋她(这是我从往日对希尔贝特的爱情里保留下来并转到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里的唯一的骄傲),并自我陶醉地说一些只能感动自己而不能感动她的话时,我本该首先预见到这封信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即可能使她认可我所说的话而弄假成真,因为即使阿尔贝蒂娜不如她表现出来的那么聪明,她也不会有一刻怀疑我所说的话是假的。且不说我在信中不打自招的意图,即使我不是紧接着圣卢的尝试给她写这封信,我写信这个事实本身也足以向她表明我在盼望她回来,也足以劝示她听任我作茧自缚愈陷愈深。再说,我既然已经预见到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我就应当进一步预见到她的答复很可能骤然使我对她的爱发展到最强烈的程度。而且我应当在发信之前就考虑到,一旦她用同样的口气给我回信表示她不愿意回来,我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我自己的痛苦,强迫自己保持沉默,不给她发“回来”的电报或不再派去替我受过的另外的什么人,如不然,在我已经给她写信说明我们不再见面之后,这就会再明显不过地向她表明我少不了她,而且可能导致她更为有力地拒绝我,也可能使我在忍受不了忧虑的情况下动身去她那里,谁知道呢?也许还得不到她的接待。这恐怕是三项笨拙之至的举动之后最糟糕的蠢事,这之后我也只得在她家的门前自杀了。然而构成心理——病理世界的灾难性的方式又决定了蠢举,这种必须不顾一切加以避免的蠢举恰恰是使人得到安慰的举动,这举动在我们明白它的后果之前给我们展示出新的充满希望的前景,以此帮助我们暂时摆脱象那样的拒绝会给我们造成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因此,当痛苦实在太剧烈时,我们便忙不迭去干蠢事,诸如写信,让人代为求情,前去看望,表明自己离不开所爱的人之类。

  然而对这一切我却全无预见。我以为写这封信的结果似乎反而会是促使阿尔贝蒂娜尽快回来。因此写信时一想到这样的结果我就乐滋滋的。但同时我又边写信边哭泣;首先,这有些象我假装分手那天的情形,因为信上的话尽管希望达到相反的目的(是假惺惺地说出来的,为的是出于傲气而否认我在恋爱),它们毕竟向我提醒了它们代表的思想,所以这些话语仍透着悲凉,其次,因为我感到这思想也确有某些真实性。

  我既认为此信的结果似乎已肯定无疑,便因发了此信而感到后悔了。因为正当我把阿尔贝蒂娜的回归想象得轻而易举的时候,断定我和她的婚姻于我极不合适的所有理由突然倾全力回到了我的脑海。我希望她拒绝回来。按我的盘算,我的自由,我生命中未来的一切都取决于她这次拒绝回来;我给她写信简直是在发疯;我最好去把可惜已经发出的信再追回来,这时,弗朗索瓦丝正好把刚从楼下拿上来的报纸交给我,她同时把这封信也带回来了,原来她弄不清应该贴多少钱的邮票。可是我又立即改变了主意:我希望阿尔贝蒂娜别回来,但我又愿意由她自己作出这个决定以结束我的忧虑,于是我又想把信再交给弗朗索瓦丝。我打开报纸。报上有拉贝玛去世的讣告。我当即回忆起过去听《费德尔》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现在我是在以第三种方式回想那表白爱情的场面。我从前经常自个儿背诵的和我在剧院里听到的似乎都是对一些规律的阐述,我还应当到生活里去体会这些规律。

  在我们心灵里有些东西我们自己并不清楚我们多么依恋它们。或者说,我们生活里之所以没有它们,是因为出于害怕失败或害怕痛苦,我们一天一天地推迟占有它们。当我自以为我已放弃了希尔贝特时,情况正是如此。在我们完全脱离这些东西之前,也就是在我们自认为已经脱离了它们之后,比如姑娘订了婚,我们会发狂,我们再也不能忍受那种显得无比惆怅而又冷清的生活。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占有了那样东西,我们却又把它看作负担而甘心情愿摆脱它;这就是我与阿尔贝蒂娜之间发生的事。然而我们并不关心的人一出走不就从我们生活里隐退了吗?可是我们却又因此感到活不下去。《费德尔》的剧情不是把这两种情况都结合起来了吗?伊波利特即将出行了。费德尔在此之前一直故意惹他憎恨自己,据她说(不如说是诗人让她说)是出于顾忌,其实是因为她看不到前景而且感到伊波利特并不爱她,此时她忍不住了。她来向他表白爱情了。这一场正是我经常背诵的:

  据说您即将动身远离我们。

  伊波利特远走高飞的这个理由比起忒修斯之死无疑是次要的,这一点可想而知。跳过几行诗,写费德尔一时间装做没有被理解而说:

  ……难道我会不顾荣誉,

  同样可以认为这是由于伊波利特拒绝了她表白的爱情:

  夫人,您难道忘了

  忒修斯是我的父亲,是您的丈夫?

  然而如果伊波利特没有发怒,费德尔在已经得到幸福时也许同样会感到这幸福算不了什么。不过她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幸福,而伊波利特又以为理解错了从而向她道了歉,这时,正如我刚把书信还给弗朗索瓦丝时所想到的,费德尔便希望由他自己来拒绝,她想彻底试试自己的运气:

  啊!无情无义的人,你太明白我的意思了。

  许多东西甚至韧性,如别人向我谈到过的斯万对奥黛特的韧性或我自己对阿尔贝蒂娜的韧性在这场戏里也有所表现,这种韧性用一种新的,充满怜悯和同情的爱,用希望倾诉衷情的爱取代了过去的爱情,这种新的爱只会使昔日的爱更加丰富多彩:

  你越恨我,我越爱你。

  你的不幸为你增添了新的魅力。

  倘若费德尔此刻没有得知伊波利特爱着阿里西,她会原谅伊波利特而且从奥依娜出的主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说明“顾忌荣誉”并不是费德尔最坚持的事。因此嫉妒,这种在爱情里意味着失掉全部幸福的感情是比失掉荣誉更容易使人激动的。就在这时她才听任奥侬娜(她无非是费德尔身上最恶劣部分的名称)诬蔑伊波利特,并没有去“挺身保护他”,她把这个不愿意要她的男人发落了,而她造成的伊波利特不幸的命运也并没有使她得到安慰,因为伊波利特一死,她紧接着心甘情愿地死去了。这场戏可以说是对我个人生活里那些恋爱插曲的预测,正如贝戈特所指出的,这场戏淡化了拉辛为减轻费德尔的罪责而加诸予她的“冉森教徒式”的顾忌,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些思考却也并没有改变我的决心,于是我把信交给了弗朗索瓦丝,让她还是把信交到邮局,我也就在阿尔贝蒂娜那里实施了这种尝试,而当时我得知还没有进行这种尝试时,我感到仿佛不尝试就不行似的。认为实现我们的愿望不算一回事,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只要我们认为这愿望可能实现不了,我们就会重新去重视它,而且只是在有把握实现它时我们才会认为不必继续去实现。不过认为不算一回事的人也有道理。因为虽说实现愿望和幸福都只是在有把握时才显得不算一回事,这种实现和幸福本身却都是某种不稳定的东西,它们只能使人感到伤心。愿望实现得越全面,伤心便越剧烈,幸福如违反自然规律延读下去而且得到习惯的认可,伤心就会变得更加难于忍受。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两种倾向,如我一心想发信,当我以为信已发出时,我又一味地后悔,这两种倾向本身都有它们的道理。就第一种而言,我们追求幸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追求不幸也如此——,我们同时又希望以即刻显示结果的新的行动进行安排,使我们等待而又不至于毫无希望,简言之,我们设法使我们的苦痛采取另外一些我们想象不那么残酷的形式,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第二种倾向的重要性也并不比第一种差,因为这种倾向是以相信我们的行动能够成功为基础的,它干脆就是我们圆满实现愿望时可能会立即感到的幻灭的开始,过早的开始,也就是我们在排除其它形式而为自己确定这种幸福形式时所感到的后悔之情。

  我把信还给弗朗索瓦丝要她赶快交到邮局去。我的信一走,我重又去想象阿尔贝蒂娜会立即回来的事了。一想到她回来我脑海里便出现了亲切的形象,这些形象以它们的妙趣略为冲淡了我在她这次回归里看到的危险。这种久违了的同她朝夕相处的妙趣使我陶醉了。

  时光流逝,人们在谎言里谈到过的都逐渐变成事实,在和希尔贝特相处时我对此体会太深了;我在呜咽不已时佯装的冷漠终于成了现实;我当时对希尔贝特谎话连篇的那一套在事后回想起来也确实弄假成了真,生活逐渐把我们分开了。我还记得那时的情景,于是我对自己说:“假如阿尔贝蒂娜还象这样过上几个月,我的谎言一定会变成现实。目前最难熬的时间既然已经过去,不是可望她再这样继续过完这一个月吗?如果她回来,我便会放弃真正的生活,当然我目前还未能领略这种生活,但这种生活一定会逐步向我展示它的魅力,与此同时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印象却会越来越淡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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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我并不是说我还没有开始遗忘。然而遗忘的结果之一恰恰是使我再也忆不起阿尔贝蒂娜那许多令人不快的方面,再也忆不起我和她共同度过的令人烦恼的时光,因此也就不再是我希望她不在这里的理由,就象她还在这里时我希望的那样。遗忘还给我提供了她的素描式的形象。即被我对其他人的爱意美化了的形象。遗忘尽管促使我习惯了分居的生活,它在上述特殊的形式下却让阿尔贝蒂娜显得更温柔,更美丽,反倒使我更盼她回归了。——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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