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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八


  大使失宠,办公室主任被迫退休,上流人士突遭冷遇,恋人求爱不成,有些人对这类不测的事件要一连研究数月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希望旦夕之间成了泡影。他们把这不幸的事情放在手中反复揣摩,如同揣摩一块不知从何飞来,或是由谁投来的陨石一般。他们十分希望探明,这块奇特的飞来物是由什么成分构成的。弄清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损人的花招。化学家有的是分析手段,病人不知病因可以请医生诊断,预审法官遇到无头公案迟早也能查个水落石出;唯有我们的同胞干出的那些事情令人大惑不解,很少能让人发现其真正动因。德·夏吕斯先生——且让我们把这次晚会以后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先行在此交待一番,下文当然还要继续交待——对夏利的态度有些摸不着头脑。男爵认为,夏利曾经常常威胁他,要把他如何钟情于自己宣扬出去,现在夏利肯定以为自己“翅膀已硬”,可以独自飞翔了,所以真的把这话捅了出去;夏利一定是纯粹的忘恩负义,把什么都告诉了维尔迪兰夫人。可是她怎么就如此容易上当(男爵打定主意要矢口否认,所以坚决相信,别人对他那种感情的指责纯属凭空捏造)?也许是维尔迪兰夫人的朋友中有哪位自己喜欢夏利入了迷,所以才这么先声夺人。因此接下去几天内,夏吕斯向那些毫不知情的“门客”连连发信,弄得他们以为他疯了。然后,夏吕斯又去向维尔迪兰夫人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地叙述了一番。可是他那些动人的故事却丝毫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维尔迪兰夫人不断地对男爵说:“您就不用再为他操心了,别把他放在眼里,这是个毛孩子。”男爵虽然渴望言归于好,但他想把夏利自以为稳已到手的东西一概取消,迫他言和。他请求维尔迪兰夫人不要再让他进门。这一点遭到了她的严正拒绝。结果德·夏吕斯先生义愤填膺,又写了一封冷潮热讽的信回敬了她。德·夏吕斯先生东猜西测,却始终摸不清头脑。换而言之,他怎能料想得到,冷拳根本不是莫雷尔发出的。当然,他本可以找莫雷尔聊上几分钟,把事情问个明白;这诚然是个办法。但是这与他的自尊心和爱情观是背道而驰的。他受到了冒犯,得由别人主动上门向他道歉才是。在任何时候,虽然我们一方面想到,私谈一下也许可以澄清事实,消除误会,可是我们又有另一种想法,阻止我们去坦诚布公。大凡在二十次场合卑躬屈膝、低头哈腰的人,到了第二十一次,往往需要扬眉吐气一下。然而正是这一次最不应该唯我独尊、固执己见,而需要消除误解,因为不将谎言揭穿,对方的错觉就会日益加深。且说这件事发生以后,上流阶层到处传言,说德·夏吕斯先生要强奸一名年轻音乐家,企图未遂,被维尔迪兰夫妇逐出了门外。听了这个谣传,有人便说,怪不得,维尔迪兰家中怎么再也见不到德·夏吕斯先生的人影了。德·夏吕斯先生偶然在某一地方遇见一个曾经被他怀疑过并辱骂过的人,那人当然对他耿耿于怀,可是夏吕斯自己也不主动跟那人招呼致意;于是别人便觉得,原来一点不假,小圈子里对男爵都早已众叛亲离。

  话说德·夏吕斯先生被莫雷尔刚才那番话以及老板娘的态度弄得哑口无言,只作出一个仙女惶恐受惊的样子,趁此机会维尔迪兰先生和夫人作出断绝外交关系的姿态,引退到第一个客厅,单独留下德·夏吕斯先生一个人,而莫雷尔在台上只顾自己忙着套小提琴。“你快给我们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维尔迪兰夫人贪婪地问她丈夫。”我不知道您对他说了些什么,他脸色很激动,”茨基说,“两眼噙满了泪水。”维尔迪兰夫人装傻地说:“可我觉得,我说的话,他听了好象根本无动于衷。”她耍这种花招不能骗过所有的人。她说这话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催雕刻家再重复一遍,说夏利着实哭了。这眼泪使老板娘陶醉,心里充满了自豪。她怕的就是某某门客没有听清楚,以为夏利没有哭,她绝不愿意出现那样的危险。

  “不不,恰恰相反,我亲眼看见,他眼眶里闪烁着豆大的泪珠,”雕刻家压低嗓门,带着一付不怀好意的笑脸悄悄说;同时他又斜睨了一眼,看莫雷尔是否还在台上,直到肯定他没有听见他们的谈话,这才放下心来。可是有一个人听得真切,就是那不勒斯女王。谁要是早发现她在场,那立刻会使莫雷尔恢复已经失去的希冀。女王参加了另外一个晚会,离开时发现自己把扇子忘在维尔迪兰夫人处了,她觉得自己亲自来取一下比较好。她有些尴尬,悄悄走进来,等人一走空,准备道歉一番,寒暄几句即刻告辞。她进来时谁也没有发现,她正遇上这件事情。她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情,心中顿时燃起了怒火。“茨基说他眼含泪水,你看见了吗?我没有看见眼泪。噢!是的,是有眼泪,我记起来了,”她怕别人真信了她的话,赶紧改口说。“可是我们的夏吕斯,怎么那么局促不安,瞧他两腿在发抖,都快要站不住了。”她冷酷无情地数落道。这时候,莫雷尔朝她跑来:“这位夫人难道不正是那不勒斯女王吗?”女王正朝夏吕斯走去,莫雷尔用手指着女王(尽管他明知就是她),“唉!发生了刚才的事情,真可惜!这下我再也不能请男爵把我介绍给她了。”“等一等,我来给您介绍。”维尔迪兰夫人说,说着就朝正跟德·夏吕斯先生说话的女王走去,几个门客随后跟着。我和布里肖没有跟去,我们俩急于取出我们的衣物出来了。夏吕斯本要把莫雷尔介绍给那不勒斯女王,以为实现这一伟大愿望的唯一障碍,就是女王有可能突然驾崩。我们总是把未来想象成虚无空间对现实的一种折射,其实未来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只是大部分原因我们不了解而已。未来往往是即将所要发生的事情的结果。不出一个小时以前,德·夏吕斯先生即便倾家荡产,也不会让莫雷尔认识女王。维尔迪兰夫人向女王行了个屈膝礼,见女王没有认出她来,便说:“我是维尔迪兰夫人呀,陛下怎么认不出来了呢?”“很好,”女王一边极其自然地跟德·夏吕斯先生聊着天,一边说。维尔迪兰夫人怀疑这一句“很好”究竟是否对着她说的,因为女王说这句话时神态完全心不在焉,声调彻底漫不经心。正处在失恋的痛苦之中的德·夏吕斯先生,听到这话,不由拿出言行放肆专家和爱好者的样子,脸上露出一丝感激的微笑。莫雷尔在远处看清了介绍的准备过程已经就绪,赶紧走上前来。女王把手臂伸给了德·夏吕斯先生。她对德·夏吕斯先生不是没有怨怒,她责怪他对这类卑鄙的侮辱者怎么没有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维尔迪兰夫妇竟敢如此对待夏吕斯,她为他感到羞耻,满脸涨得通红。几小时前她不拘身份对夫妇俩表现出充分的同情和好感,而眼下却对他们盛气凌人,傲慢不逊。其实两种态度源于同一心态。女王是个心地极其善良的人,但她的善良首先表现为对自己喜爱的人感情忠贞不移。她爱亲友,爱本家族的所有王子,其中包括德·夏吕斯先生。谁善于尊敬她所爱的人,她就爱谁,不管他们是布尔乔亚,甚而是平民百姓,她都投以善良的情感。她对维尔迪兰夫人表示同情和好感就是出于如此的善良本能和天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狭隘的、近乎托利党式的、日趋陈旧的善良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善良是不够真诚和不够热情的。古人们本喜欢社会集团,为之效忠,因为社会集团并不超越城邦的范围;今人极其喜爱自己的祖国,而将来的人喜欢的可能是全球性的合众国。我只举离我最为亲近的母亲为例。德·康布梅尔夫人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从就未能使我母亲下决心参加任何慈善事业或任何爱国工作,她从未做过售货员或女施主。我母亲把丰富的爱心和慷慨首先都留给了自己的家族、仆人和路遇的不幸者。我远不是说她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我很清楚,她那丰富的爱心和慷慨之心,如同我外祖母的心一样,是永不枯竭的,远远超过了德·盖尔芒特或德·康布梅尔夫人的能力和作为。那不勒斯女王的情况跟德·康布梅尔和德·盖尔芒特夫人就完全不同。我们还必须承认,她对好人的评价,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阿尔贝蒂娜在我书柜上取走后占为己有——也是根本不同的;对她来说,那些阿谀奉承的寄生虫和盗贼,那些时而卑躬屈膝、时而蛮横无礼的酒鬼以及一切荒淫无度者或者杀人犯都一概不能算在好人之列。可是事物的两极往往是相接的。女王出面保护的贵族和遭受凌辱的亲戚是德·夏吕斯先生,也就是说尽管夏吕斯出身望族,跟女王又是近亲,女王保护的毕竟是一个道德败坏,沾满恶习的人。“您脸色不好,我亲爱的表弟,”她对德·夏吕斯先生说。“请靠在我的手臂上。请相信,我的手臂一定能支撑住您。对付这种事情,它是很坚实的。”然后,她抬起头来,正视前方(茨基告诉我,当时她正面就是维尔迪兰夫人和莫雷尔),说:“您知道,从前在加埃特,我这手臂曾经叫流氓恶棍闻风丧胆,不敢轻举妄动;如今,它会为您竖起城墙,为您效劳。”就这样,伊丽莎白女王的妹妹手挽着男爵,未让人介绍莫雷尔,高视阔步地走了出去。

  按照德·夏吕斯先生那可怕的脾气,他对六亲不认,说翻脸就翻脸,对人进行百般折磨,叫人望而生畏;人们想当然,这次晚会以后,他一定会大发雷霆,对维尔迪兰夫妇进行大肆报复。可是一点儿也没有。其主要原因大概是晚会过后几天他着了凉,得了当时常见的传染性肺结核,一连几个月医生和他自己都认为已病入膏育,生死未决。在此以前,他患有神经官能症,盛怒之下不能自己,现在是否神经官能症为另一种疾病所代替?他的无声是否纯粹是由于出现了病体的转移?从社会观点来看,夏吕斯从来没有拿维尔迪兰夫妇当一回事,现在他更不能抬举他们,把他们当作具有同等地位的人来对待,对他们大加责难。这么解释未免过于简单。换一个角度,我们知道,大凡神经质的人喜欢凭空想象,把安分守己的人也想象成敌人,无缘无故地朝他们发怒。可是一旦遇到有人向他们主动攻击,他们却反而变得老老实实了。要神经质的人息怒,与其说劝告他们发怒是无济于事的,不如朝他们脸上猛泼冷水来得有效。这么解释,未免仍过于简单。德·夏吕斯先生为什么没有能怀恨在心的原因,也许不应该到病体转移之中而应该到疾病自身之中去寻找。疾病已经使男爵身心疲惫,以致他再也没有多少闲暇来顾及维尔迪兰夫妇。他已是半死不活的人。我们刚才谈到攻击,即令是没有效果的攻击,若要好好“来一下”,也需要消耗一部分精力。可德·夏吕斯先生已心有余而力不足,连准备攻击的精力也一丝不存。我们常常说不共戴天的死敌们到临终都睁着眼睛,虎视眈眈,然后幸福地闭上双目。这种情况是罕见的,除非我们生活得好好的,死亡猝然而至。当人们到了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时候,人们不会为了生命强盛之时都轻易对待的事,这时反而竭心尽虑起来。复仇之心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最常见的是——尽管有例外存在,我们将会看到,同一个人自身的性格也会充满矛盾,这是合乎人情的——当我们站在死亡门槛前的时候,复仇之心就离开了我们。德·夏吕斯先生想了一会儿维尔迪兰夫人,感到实在太累了,便面向墙壁,什么也不去想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雄辩已经枯竭,而是因为他已不如从前精力充沛。尽管他说话仍然是滔滔不绝,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口手已经离了原先如此常见的慷慨激昂,而变成一个只是由柔声细语和福音书比喻来装点装点的几近神秘的雄辩术,变成了一种对死亡的表面依顺。他只有在觉得生命有救的时日里才大展口才。病情复发,他便又缄口默言了。他的雄浑刚烈的气质里移植了基督徒式的温柔(正如《爱丝苔尔》所表现的天才精神与《安烈洛玛克》①是如此不同),获得他周围亲友的一致赞赏;他这种精神也许同样会获得维尔迪兰夫妇的赞赏。尽管他们对夏吕斯的缺陷曾经恨之入骨,但他们禁不住仍会对他崇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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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国悲剧诗人拉辛(1639—1699)的两部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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