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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九


  对埃梅来说,我是一位理想的顾客,因为,当我每次招待这种特等的晚宴时,他都非常高兴,只听他对跑堂伙计喝道:“快来,备二十五号桌!”他甚至不说“备”,而说“给我备”,仿佛是他请客似的。又因饭店侍应部领班的语言与一般领班、副手、店员等人的语言不尽相同,我提出要算帐时,领班便反复挥动反手劝导,好象要安抚一匹怒不可遏的野马似的,对跑堂伙计说:“别太急了(去算帐),要心平气和,十分心平气和。”正当伙计带着这份帐单要走时,埃梅恐怕他的嘱咐得不到准确执行,便又把他叫回来:“等等,我要亲自去算帐。”我对他说这没什么关系时,他便道:“我有这样的原则,就象俗套话里说的那样,不应该敲顾客的竹杠。”至于经理,他看我的客人衣着简朴,总是老一套,而且十分陈旧(假如他有办法的话,恐怕没有人比得上他那讲究华装丽服的穿戴艺术,简直可以同巴尔扎克笔下的风流人物相媲美),但经埋看在我的面上,远远地审视一番,看看是否一切准备停当,并使了一个眼色,叫人给不平的桌子腿下塞垫一小块木片。并不是他不会象别人那样亲自动手干,虽然他隐瞒他早先也是干过涮洗餐具的营生的。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一天,他亲自动手切火鸡。我正好出去了,但我知道他动起手来,怀有一种神圣的威严,在离餐具柜恰如其分的位置上,毕恭毕敬地站着一圈侍从伙计,他们围在那里,与其说是学习本领,倒不如说是做给人家看看,一个个赞叹不已,几乎都惊呆了。经理看着他们(同时,一个慢动作刺向供品的胁部,眼睛充满崇高的使命感,盯住伙计们不肯移开,非从他们脸上看出几分庄严的表情不可),但他们毫不领会。祭司竟然没发现我当时不在场。待他知道后,这使他很懊恼。“怎么,您没看到我亲自切火鸡?”我回答他说,时至今日,我还未能看到罗马,威尼斯,西埃纳,普拉多,德累斯顿博物馆,印第安人,《费德尔》中的撒拉,我知道顺从,并准备在我的单子上添上由他切火鸡这一项。用悲剧艺术(《费德尔》中的撒拉)作比喻,似乎是他唯一能理会的比方,因为我告诉他他方才知道,在大型演出的日子里,大戈克兰同意演艺徒的角色,这种角色在台上只有一句台词,甚至一句话也不说。“一回事,我为您感到遗憾。我什么时候再切一次?这可得遇上大事,遇上一场战争才有的事。”(确实遇到停战才又切了一次。)打这一天起,历法变了,人们这样计算:“那是我亲自切火鸡那天的第二天。”“那正好是经理新切火鸡八天以后。”就这样,这次火鸡解剖就成了与众不同历法的新纪元,好象是基督诞辰,或是伊斯兰教历纪元,但它却不具有公元或伊斯兰教历的外延,也不能与它们的经久实用相提并论。

  德·克雷西先生生活苦恼,既因为不再有高头大马,失去了美味佳肴,也因为只能与那些竟认为康布尔梅和盖尔芒特是一家的人们来往。当他发现我知道,勒格朗丹,此公现在自称勒格朗·德·梅塞格里斯,在那里没有任何种类的权利,加上他喝酒喝得满脸通红,德·克雷西先生便产生了一种被感染的快乐。他的姐妹理解地对我说:“我兄弟能同您交谈,他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自从他发现,竟然有人知道康布尔梅的平庸和盖尔芒特的高贵,发现大千世界为某人而存在,他才感到自己确实存在在人间,他就象这样一个人,全世界所有图书馆都烧为灰烬之后,在一个完全愚昧无知的种族高升之后,一个拉丁语学者听到有人为他念诵贺拉斯的诗句,便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要在生活中站稳脚跟。因此,他每次下火车,无不问我说:“我们的小聚会定在何时?”这可以说是食客的贪婪,也可以说是博学者的知味,因为他把巴尔贝克的聚餐看作是一次交谈的机会,所谈论的问题,对他来说简直如数家珍,而他又不能跟别的任何人谈,在这方面,我们的聚会与联盟俱乐部,珍本收藏协会定期的特别丰盛的晚宴有类似的地方。有关他自己的家族,他是很谦卑的,并不是德·克雷西先生告诉我我才知道,他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是封有克雷西头衔的英国家族在法国的一脉相传的分支。当我知道他是地道的克雷西家族传人时,我就告诉他,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个侄女嫁给一个名叫查理·克雷西的美国人,并对他说,我想,他与他毫无关系。“毫无关系,”他对我说,“别的也一样——何况,尽管我家名气没有这样大——许多美国人叫蒙哥马利,贝里,钱多斯或卡贝尔,但却与彭布罗克,白金汉,埃塞克斯家族没有关系,或者与贝里公爵没有关系。”我几次都想告诉他,以便让他高兴高兴,我认识斯万夫人,她作为轻佻的女人,过去曾以奥黛特·德·克雷西之名而出了名;虽然阿朗松公爵对人家与他谈论埃米利安·德·阿朗松不会生气,但我感到我与德·克雷西先生还没熟到可以随便开玩笑的程度。“他出身于一个很大的家族,”一天,德·蒙絮方对我说。“他的姓是塞洛尔。”他补充道,他那屹立在安加维尔之上的老城堡,简直不能住人,并说,虽然当时富极一时,但现在已破败不堪、修不胜修了,可家族的古老铭言依然可见。我觉得这条铭言很美,当年实行这一铭言,兴许是适应巢居空谷的猛禽跃跃欲试的焦躁心理,早就该离巢鼓翅雄飞了,而今天实行这一铭言,也许是关注没落,在这居高临下的茫茫荒野的僻静之地,期待将至的死亡,的确,正是在这双重意义上,这条铭言与“识时”塞洛尔的姓相映成趣,这条铭言是:勿识时①。

  在埃尔默侬维尔站,有时候,德·谢弗勒尼先生上车,布里肖告诉我说,象加布里埃尔大主教阁下一样,他的姓意思是“山羊集中之地”。他是康布尔梅家的亲戚,因为这个,而且错误评价了他们风雅,康布尔梅家才不时请他来费代纳,但只是在他们已经没有客人可以炫耀的时候。他一年到头生活在博索莱伊,德·谢弗勒尼比康布尔梅一家子更土气。因此,他去巴黎过几星期,没有一天浪费掉,“要看的东西”太多了;以致达到这样的程度,五花八门的节目走马灯似地在眼前晃过,往往弄得他有点头昏眼花,当人家问他是否看过某出戏时,他竟有时候连自己也没把握了。但这种糊涂并不多见,因为他认识巴黎的事物,带有巴黎稀客少见多怪的仔细。他常推荐我去看“新东西”(“这值得一看”),不过他只是从新鲜好看度良宵的观点才认为“新”的,而不懂从美学观点看问题,他根本看不出来,这些“新东西”往往在艺术史上的确可以构成“新东西”。这样,他无论谈论什么,老是停留在一个平面上,他对我们说:“有一次,我们去喜剧院,但节目平平常常。它名叫《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②这没什么意思。贝里埃一向演得很好,但最好看他演别的戏。相反,在体育馆,人家演《领主夫人》。我们去看了两次;别错过机会,这值得一看;演得妙极了;您看得到弗雷法尔,玛丽·马尼埃,小巴隆这样的演员。”他甚至向我列举一些我从来未曾听说过的演员姓名,他在演员名前也不加先生,夫人或小姐,不象盖尔芒特公爵那样称呼别人,盖尔芒特公爵总是以拿腔拿调的蔑视口气谈起“吉费特·吉尔贝小姐的歌曲”和“钱戈先生的经历”。德·谢弗勒尼先生可不用这种腔调,他说起戈纳里亚和德埃里,简直象他在谈论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一般。因为在他心目中,对待演员就象对待巴黎的一切,贵族表现傲慢的欲望已被外省人显露亲热的欲望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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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语Saylor(塞洛尔)音谐“Saisl’heure”,意为“识时”;而铭言意为“不识时”,故相反相成,相映成趣。
  ②《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五幕歌剧,德彪西作曲。1902年初演于巴黎,剧情取自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的同名悲剧。


  记得我在拉斯普利埃与“新婚之家”吃的第一次晚宴,在费代纳,人们仍然称德·康布尔梅家为“新婚之家”,尽管他们的新婚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晚宴过,老侯爵夫人就给我写一封信,她的信笔迹哪怕是混在千万封别的信里我也可以认得出来。她对我说:“把您的优雅的——妩媚的——可爱的表妹带来吧。这将是一种狂喜,一种愉快”,她的话始终缺乏收信人期待的渐强音,那是肯定无疑的,以至于我终于改变了“渐弱”的性质的看法,以为这种“渐弱”效果是她刻意追求的,并从中发现了圣伯夫那种怪异的修辞爱好——被纳入上流社会的范畴——这种爱好每每促使他打破词汇搭配法则,对较为常用的短语——加以变异。两种手法,无疑是不同教师教出来的,在这一书信体中适成鲜明的对比,第二种手法使得德·康布尔梅夫人以下行音阶使用多种形容词,避免以完美的和谐收尾,从而弥补这些形容词的平庸乏味。相反,每次由她的侯爵儿子或她的堂表姐妹们使用时,我倒倾向于这种看法,就是在这些逆向渐强用法里,看到的不再是享受亡夫遗产的侯爵夫人的作品中所表现的刻意讲究,而是愚蠢拙劣的笔触。因为在整个家族里,乃至最远的亲戚,都一味模仿塞莉娅姑妈,三个形容词的规则大受提倡,一种热情说话换气法也颇受推崇。竟然模仿到血统里去了;在家族里,如果有一个小姑娘,从小开始,说着话就要停下来吞一下口水,大淡的女性浓汗毛,从而决心培养她可能生来就具有的音乐禀赋。康布尔梅一家与维尔迪兰夫人的关系比起与我的关系很快就由于种种原因而显出逊色。他们想邀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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