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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六


  “不,先生,智力乐趣对我毫无意义,我寻找的不是它,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体验过它。”

  “您真这么想?”他回答说,“那好,您听我说,真的,您最喜欢的肯定是它,我看得很清楚,我确信。”

  当然他没有说服我,但是我感到快活些、开朗些了。德·诺布瓦先生的那番话曾使我认为我那些充满遐想、热情及自信的时刻是纯粹主观的,缺乏真实性。而贝戈特似乎理解我,他的想法正相反,认为我应该抛弃的是怀疑及自我厌恶情绪。他对德·诺布瓦先生的评价使后者对我的判决(我曾认为无法驳回)黯然失色。

  “您在精心治病吗?”贝戈特问我,“谁给您看病?”我说戈达尔大夫来过,而且还要来。他说:“他对您可不合适。我不知道他的医道如何,不过我在斯万夫人家见过他。这是个傻瓜,就算傻瓜也能当好大夫(我很难相信),但他毕竟不能给艺术家和聪明人看病。像您这样的人需要特殊的医生,甚至可以说需要特殊的食谱、特殊的药品。戈达尔会使您厌烦,而厌烦就是使他的治疗无效。对您的治疗和对任何其他人的治疗应该有所不同。聪明人的疾病四分之三是来自他们的智力,他们需要的医生至少应该了解他们的病。您怎能期望戈达尔治好您的病呢?他能估计酱汁不易消化,胃功能会发生障碍,但是他想不到莎士比亚作品会产生什么效果……因此,他的估计应用到您身上便是谬误,平衡遭到破坏,小浮沉子又浮了上来。他会发现您胃扩张,其实他不用检查就知道,他眼中早就有这个,您也看得见,他的单片镜里就有反映。”这种说话方式使我感到很累,迂腐的常识使我想:“戈达尔教授的眼镜里根本没有反映胃扩张,就如同德·诺布瓦先生的白背心下没藏着蠢话一样。”贝戈特又说:“我向您推荐迪—布尔邦大夫,这是位很聪明的人。”“想必是您的热情崇拜者吧。”我回答说。贝戈特显然知道这一点,于是我推论说同类相聚,真正的“陌生朋友”是很少见的。贝戈特对戈达尔的评论令我吃惊,与我的想法也绝然相反。我根本不在乎我的医生是否讨厌,我所期待于他的,是他借助一种我不知其奥妙的技艺对我的内脏进行试探,从而就我的健康发表无庸置疑的旨喻。我并不要求他运用才智(这方面我可能胜过他)来试图理解我的才智;在我的想象中,智力本身并无价值,仅仅是达到外部真理的手段。聪明人所需要的治疗居然应该有别于傻瓜们的治疗,我对此深表怀疑,而且我完全准备接受傻瓜型的治疗。“有个人需要好大夫,就是我们的朋友斯万。”贝戈特说。我问难道斯万病了,他回答说:“是的,他娶了一个妓女。拒绝接待她的女士们,和她睡过觉的男人们,每天让斯万强咽下多少条蛇呀!它们使他的嘴都变了形。您什么时候可以稍加注意,他回家看到有那些客人在座时,那眉头皱得多么紧。”贝戈特在生人面前如此恶言中伤长期与他过从甚密的老友,而当着斯万夫妇的面他却轻声细语,对我来说这都是新鲜事,因为他一再对斯万说的那些甜言蜜语,是我的姨祖母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的。姨祖母这个人即使对所爱的人也常常说些使人不愉快的话,可是,她决不背着他们说些见不得人的话。贡布雷的交际圈与上流社会截然不同。斯万的圈子已经是向上流社会的过渡,向上流社会中反复无常的浪涛的过渡,它还不是大海,但已是环礁湖了。“这一切可别外传。”贝戈特在我家门口和我分手时说。要是在几年以后,我会这样回答:“我不会说出去的。”这是交际界的俗套话,是对诽谤者的假保证。那一天我也应该对贝戈特这样回答,因为当你作为社会人物活动时,你讲的全部话语不可能都由你自己来创造,不过当时我还没有学会这句俗套话。此外,姨祖母如遇到类似情况,会说:“你既然不愿我说出去,那何必告诉我呢?”她是位不好交际、好争爱斗的人。我不是这种人,所以我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我所钦佩的某些文人花了好几年工夫,煞费苦心地与贝戈特建立了联系(始终是在书房内部的、暗中的文学交往),而我却一下子,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便与这位名作家交上了朋友。众人在排队,但只能买到坏票,而你,你从谢绝公众的暗门走了进去,并买到最好的座拉。斯万为我们打开这扇暗门,大概也在情理之中,就好比国王邀请子女的朋友们去皇家包厢或登上皇家游艇。希尔贝特的父母也同样对女儿的朋友开放他们所拥有的珍贵物品,并且,尤为珍贵的是,将他看作家庭的知己。但是当时我认为(也许有道理),斯万的友好表示是间接针对我父母的。还在贡布雷时期,我仿佛听说过,他见我崇拜贝戈特,便自告奋勇要带我去他家吃饭,父母却不同意,说我太小,太神经质,不能“出门”。我父母在某些人(恰恰是我认为最卓越的人)眼中的形象完全不同于我对他们的看法,当初那位粉衣女士对父亲未免过奖,现在我希望父母对斯万表示感谢,因为我刚刚得到的礼物是无价之宝。慷慨而彬彬有礼的斯万将礼物送给我,或者说送给他们,而似乎并不意识到它价值连城,就好比是卢伊尼①壁画中那位迷人的、金发钩鼻的朝拜王一样。人们从前说斯万和画中人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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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卢伊尼(1480—1532),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弟子。

  回家时,我来不及脱大衣便对父母宣布斯万对我的这番优待,希望在他们心中唤起与我相同的激情,促使他们对斯万夫妇作出重要而关健性的“答谢”,然而,很不幸,他们似乎不太欣赏这种优待。“斯万介绍你认识贝戈特了?多么了不起的朋友!多么迷人的交往!这算到头了!”父亲讽刺地大声说。不巧的是,我接着说贝戈特丝毫不欣赏德·诺布瓦先生。

  “那还用说,”父亲说,“这恰好证明他是个假装聪明、不怀好意的人。我可怜的儿子,我看你连常识也没有了,居然和会断送你前程的人们为伍,我真难过。”

  我对斯万家的拜访原来就已经使父母很不高兴。与贝戈特的相识,在他们看来,仿佛是第一个错误——他们的软弱让步(祖父会称之为“缺乏远见”)——的必然恶果。我感到,只要我再补充说这位对德·诺布瓦先生不抱好感的坏人认为我很聪明,那么,父母就会暴跳如雷。当父亲认为某人,例如我的一位同学误入歧途——好比此时此刻的我——时,如果他看到这位迷途者受到他所不齿的人的赞许,会更坚信自己的严厉判断是正确的,更认为对方恶劣。我似乎听见他在大喊:“当然啦,这是一路货!”这句话使我万分恐惧,它仿佛宣布某些变化、某些十分模糊、十分庞大的变化将闯入我那安宁的生活之中。然而,即使我不说出贝戈特对我的评价,我也无法擦去父母已经得到的印象,因此,破罐子破摔。何况我认为他们极不公道,坚持错误。我不再希望,甚至可以说我不再想法让他们回到公正的立场上来。然而,当我开口时,我感到贝戈特对我的赏识会使我们惊慌失措——因为此人将聪明人当作蠢人,此人被高雅的绅士嗤之以鼻,此人对我的夸奖(我所羡慕的)会使我走上邪路——因此,我羞愧地,低声地最后带上一句:“他对斯万夫妇说他认为我很聪明。”一条狗中了毒在田野上胡乱啃草,而这种草恰恰为它解了毒,我也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我说出了世上唯一能克服父母对贝戈特的偏见的话——而我所能做的最好论证,所能说的一切赞同都无法消除这种偏见。顷刻之间,形势突变。

  “啊!……他说你很聪明?”母亲说,“我很高兴,因为他是位颇有才气的人。”

  “真的!这是他说的?”父亲接着说……“我丝毫不否定他的文学才能,这是有口皆碑的。可惜他生活不太检点,诺布瓦老头暗示过。”父亲这样说,他并不意识到我刚才出口的那句话具有神妙的至高威力,贝戈特的堕落习性和拙劣判断力在这威力面前败下阵来。

  “啊!亲爱的,”母亲插嘴说,“有什么证据肯定这是真的呢?人们总爱瞎议论。再说,德·诺布瓦先生虽然为人和气,但并不永远与人为善,特别是对待和他不对路的人。”

  “这倒也是,我也有所察觉。”父亲说。

  “再说,既然贝戈特欣赏我可爱的乖儿子,许多地方我们应该原谅他。”母亲一面说,一面用手指抚摸我的头发,梦幻的眼光久久地凝视我。

  在贝戈特的这个裁决以前,母亲早就对我说过,有朋友来时,我也可以邀请希尔贝特来吃午后点心。但是我不敢邀请她,这有两层原因,一是希尔贝特家从来只喝茶,而我们家却相反,除了茶以外,母亲坚持要朱古力,我害怕希尔贝特会认为这十分粗俗,从而极度蔑视我们。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始终无法解决的礼节问题。每次我去斯万夫人家,她总是问我:

  “令堂大人可好?”

  我向母亲提过,希尔贝特来她能不能也这样问,因为这一点好比是路易十四宫中“殿下”的称呼,至关重要。但是妈妈根本听不进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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