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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勒格朗丹的微笑的目光作了最后的绝望的努力,达到柔和、迷人、坦诚和走神的极致。但他一定想到自己非作出回答不可了,便说:

  “我哪儿都有朋友,只要那地方有几丛受伤的树,虽被斫伤却不倒下,彼此相依在一起,以悲壮的毅力齐声向并不怜恤它们的无情的苍天哀告。”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父亲象受伤的树一样顽强,象苍天一样无情地打断他的话说,“我是为了岳母一旦有事,不要感到举目无亲,所以才问您,您在那儿有没有熟人?”

  “那儿,跟哪儿都一样,我谁都认识,又谁都不认识,”勒格朗丹不肯就此服输,答道,“那地方我很熟悉,人却所识无几。但是那里的景物本身同人差不多,同那些难能可贵、心灵纤细、遇到实际生活容易消沉的人一样。有时候,您会在悬崖上遇到一幢古堡,它悄立在路旁迎着红晕未消的晚霞,掂量自己的凄凉,那时金色的月亮已经升起,归航的船只拨开色彩斑谰的水面,把黄昏的火焰捧上桅尖,以黄昏的颜色染遍招展的旌旗;有时候,您能见到一幢普通的孤舍,模样多少有点丑陋,显得猥猥琐琐,但很有一点诗情画意,其中蕴蓄着谁都看不透的某种秘密,既有无穷的幸福,也有不尽的失望。”他接着又象马基雅维里①那样颇有心计地补充说道:“那是个不实际的地方,是个纯属幻想的地方,让一个孩子去领略那里的风光很不妥当。我们这位小朋友已经具有感伤的倾向,他的心灵天生善于领会这类情调,我若为他选择一个散心的地方,决不会介绍他去那儿。那里充满情绵绵互诉衷肠、恨悠悠枉自惆怅的气氛,对我这样早已看破红尘的老朽来说可能还算适宜,对于气质尚未成型的孩子来说总是不健康的。相信我的话,”他着重地强调说,“那个海湾的水有一半已经是布列塔尼省流来的了。对于我这样心脏并非没有毛病的人来说,反正是那么回事儿,据说,那里的海水还有些镇静作用呢。不过有人还说未必。至于你这样的年纪,小家伙。医生是禁用那里的海水的。再见,各位芳邻,”他这么补了一句,便象往常那样有意逃避似地突然离开我们;才走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向我们伸出医学权威的手指,把他的诊断作了如下的概括:“五十岁以前,不要去巴尔贝克,五十岁以后还得视心脏状况而定,”他大声向我们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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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马基雅维里(1469—1572):意大利政治家,外交家,作家,传世的《君主论》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他主张政治不受任何道德的束缚,为达到目的可不择手段。

  我的父亲后来遇到他时又老话重提,还用盘问折磨他,但照样白费工夫。勒格朗丹跟那种善于伪造古籍的骗子一样,自有一套本领和广博的学问,他只需使用其中的百分之一,便足以稳当地赚进一大笔钱,过上相当体面的日子。如果我们没完没了地盘问下去,他或许最终会胡扯一通景观伦理学或者下诺曼第天文地理学,但决不会向我们供认他姐姐的住地离巴尔贝克仅两公里,更不会义不容辞地为我们写封介绍信。倘若他有绝对的把握相信我们不会利用这类介绍信,他倒大可不必那样提心吊胆。按理说,根据平时的接触,他应该对我的外祖母的性格有所了解:我们怎么会利用这类介绍信呢?

  但他宁可避而不谈。

  平时散步,我们总是早早就回家了,以便在晚饭前上楼去看看莱奥妮姨妈。初春时节天黑得早,我们回到圣灵街时家里的玻璃窗上已反射出落日的余晖,而在十字架那边的树林里,一抹紫霞映在远处的池塘中,常常伴随着料峭寒意,红色的夕阳在我的心目中却同烤炉上的红色的火苗相关连,因为烤炉上的肥鸡对于我来说是继散步的诗情陶醉之后的另一种享受,使我得到解馋、温暖和休息的快乐。到了夏天,相反,等我们散步回来,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们到莱奥妮姨妈的房里时,西斜的阳光正照到窗口,停留在大窗帘和帘绳之间,被分割成一束束、一条条,透过窗帘射进房来,给柠檬木的多屉柜镶嵌上一片片碎金,又象照射林中的草木丛似的,以耀眼的斜光细致入微地照得满屋生辉。但是,难得有那样的日子:我们回来时柜子上的临时嵌饰已经消失,我们到达圣灵街时,窗户上已经没有夕阳的反照,十字架树林那边的池塘也已经失去了夕阳的红光,甚至变成银白色;一道长长的月光,融入池塘的粼粼细波之中,并且铺满整个水面。每逢那样的日子,当我们走近家门时,就会看到门口有个人影;

  妈妈对我说:

  “天哪!弗朗索瓦丝在等候咱们呢。你的姨妈不放心了;

  咱们回来得太晚了。”

  我们顾不得脱掉外衣,赶紧上楼,好让莱奥妮姨妈放心,并且以现身说法向她表明,同她想象的恰恰相反,我们一路上并没有遇到不测,只是去“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了。天晓得,我的姨妈也明白,上那边去散步什么时候回得来就说不准了。

  “瞧,弗朗索瓦丝,”我的姨妈说,“我不是说着了吗?他们果然去盖尔芒特家那边了!天哪!他们一定饿坏了!你炖烂的羊腿搁了那么半天一定发硬了。这么说,回来就得一个小时!怎么,你们居然去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了!”

  “我还以为您知道呢,莱奥妮,”妈妈说,“我记得,弗朗索瓦丝是看见我们从菜园的小门出去的。”

  因为,在贡布雷附近,有两个“那边”供我们散步,它们的方向相反,我们去这个“那边”或那个“那边”,离家时实际上不走同一扇门:酒乡梅塞格利丝那边,我们又称之为斯万家那边,因为要经过斯万先生的宅院;另外就是盖尔芒特家那边。说实在的,我对酒乡梅塞格利丝的全部认识不过“那边”两字,再就是星期天来贡布雷溜达的外乡人,那些人,我们(甚至包括我的姨妈)全都“压根儿不认识”,所以凡陌生人我们都认为“可能是从梅塞格利丝来的”。说到盖尔芒特,后来我了解得更多一些,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当时,在我的整个少年时代,若说梅塞格利丝在我心目中象天边一样远不可即,无论你走多远,眼前总有一片已经同贡布雷不一样的地盘挡着你的视线,那么盖尔芒特对我说来,简直是“那边”的极限,与其说有实际意义,倒不如说是个概念性的东西,类似赤道、极圈、东方之类的地理概念。所以,说“取道盖尔芒特”去梅塞格利丝,或者相反,说“取道梅塞格利丝”去盖尔芒特,在我看来,等于说从东到西一样只是一种语焉不详的说法。由于我的父亲把梅塞格利丝那边形容成他生平所见最美的平原风光,把盖尔芒特那边说成典型的河畔景观,所以我就把这两个“那边”想象成两个实体,并赋予它们只有精神才能创造出来的那种凝聚力和统一性。它们的每一部分,哪怕小小的一角,我也觉得是可贵的,能显示出它们各自特有的品格,而这两处圣地周围的道路,把它们作为平原风光的理想或河畔景观的理想供奉在中央的那些纯属物质的道路,却等于戏剧艺术爱好者眼中剧院附近的街巷,不值一顾。尤其是我想到这两处的时候,我把我头脑里的这两部分的距离安置在它们之间,其实大大超过了它们之间的实际公里数;那是一种空想的距离,只能使它们相距更远,相隔更甚,把它们各各置于另一个层面。由于我们从来不在同一天、同一次、同时去两边散步,而是这次去梅塞格利丝那边,下次去盖尔芒特那边,这种习惯使它们之间的界线就变得更加绝对,可以说把它们圈定在相隔遥远的地方,彼此无法相识,天各一方,在不同的下午,它们之间决无联系。

  每当我们想上梅塞格利丝那边去(我们不会很早出门,即使遇上阴天也一样,因为散步的时间不长,也不会耽搁太久),我们就象上别处去一样,从姨妈那幢房子的大门出去,走上圣灵街。一路上,打火铳的铁匠铺老板跟我们点头招呼,我们把信扔进邮筒,顺便为弗朗索瓦丝捎口信给戴奥多尔,说食油和咖啡已经用完,然后,我们经过斯万先生家花园白栅墙外的那条路出城。在到那里之前,我们就闻到他家的白丁香的芬芳扑鼻而来,一簇簇丁香由青翠欲滴的心形绿叶扶衬着,把点缀着鹅黄色或纯白色羽毛的花冠,探出栅墙外。沐照丁香的阳光甚至把背阴处的花团都照得格外明丽。有几株丁香映掩在一幢被称为“岗楼”的瓦屋前,那是守园人住的小屋,哥特式的山墙上面罩着玫瑰色的清真寺尖塔般的屋顶。丁香树象一群年轻的伊斯兰仙女,在这座法国式花园里维护着波斯式精致园林的纯净而明丽的格局,同她们相比,希腊神话里的山林仙女们都不免显得俗气。我真想过去搂住她们柔软的腰肢,把她们的缀满星星般花朵的芳香的头顶捧到我的唇边。但是,我们没有停下。自从斯万结婚之后,我的长辈们便不来当松维尔作客了,而且为了免得让人误以为我们偷看花园,我们索性不走花园外那条直接通往城外田野的道路,而走另一条路,虽然也通往田野,但偏斜出去一大段,要远得多。那天,外祖父对我的父亲说:

  “你记得吗?昨天斯万说他的妻子和女儿到兰斯①去了,所以他要乘机去巴黎住两天。既然两位女士不在,我们不妨从花园那边过去,路近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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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初版时,斯万妻女不是去兰斯,而是去夏尔特尔。后来普鲁斯特决定把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战也写进小说,故而把贡布雷改置于未来的战区之内,即朗市与兰斯之间(事实上,贡布雷镇是以夏尔特尔附近的伊利埃斯为原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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