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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四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齐娜依达说，同时看到了塔尼雅。齐娜依达脸上露出惊异的神色，仿佛马上就要脱口而出：“你怎么会在这儿的？” 　　但是使她感到惊异的，倒不是塔尼雅负了伤，而是她躺在这节车厢里。塔尼雅负伤的事，她已经都知道了，并且作了安排；把她的床位放在火车头后面的第一节车厢里，靠近医务人员，但不知是谁把这件事搞错了。齐娜依达先发了一通脾气，而后才吻了吻塔尼雅，带着歉意说，现在已经来不及掉换了。 　　“就这样已经很好啦，”塔尼雅说。 　　“这段路不长，明天一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她安慰塔尼雅说。接着，突然又问：“你干吗不留在我们的医院里？他们会答应你的。” 　　“是我不愿意，”塔尼雅说。 　　医院里给她动过手术、包扎好以后，又给她穿上了军便服，因为她的伤势允许这样做。因此，她写给辛佐夫的那封信，还照旧放在口袋里。 　　现在，在她负伤之后，她已经不想把这封信毁掉了！现在她感觉到，在渡口的那次见面时间太短促了，可能辛佐夫没有完全听懂她的话。应当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他，要不然，他会更难受的。信既然写好了，那么，最好还是让他读一读这封信…… 　　“医院里已经给我来过电话，把你负伤的事告诉我了，我跟他们是有电话联系的，”齐娜依达说。她好象是在解释，为什么一句也没有问起塔尼雅负伤的事。“你不该不留在他们那儿。好吧，到了什么地方，马上写信告诉我。” 　　“好的，”塔尼雅说。 　　说罢，她解开军便服口袋上的纽扣，取出那封信。她忽然觉得，她做这个动作是那样费劲，这才感觉到自己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了。 　　“请你交给辛佐夫。” 　　“就是那封信吗？”齐娜依达问，虽然她已经看到确实就是那封信。使她感到惊奇的是，到了现在，塔尼雅还要把早就写好的那封信寄给辛佐夫，要知道那个时候她还没有负伤，情况跟现在大不一样啊！ 　　“请你交给辛佐夫，”塔尼雅又重复了一遍。 　　“还有什么事？要不要再在信封上写上几句？我给你铅笔。”齐娜依达在图囊里翻寻起来。 　　“不用啦，”塔尼雅说。“你再带个口信，就说我伤势不重，他会相信你的。” 　　虽然齐娜依达很不乐意把这封早就写好的信转交给辛佐夫，但她无法推辞，只能把信收下，没有再说什么。她只叹了口气，再吻了吻塔尼雅。这时候已发出了开车的命令，随车的卫生兵从里面关上了车门。 　　“喂，大叔，别关严，开一点儿吧，”飞行员说。 　　“这是规定。” 　　“规定又怎么的，里面气闷嘛。” 　　留着口髭的卫生兵听从了年轻的飞行员的话，因为人家是飞行员嘛。他没有把门完全关上。所以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塔尼雅又一次看到了齐娜依达。 　　齐娜依达同塔尼雅谈话的时候，装得一点也不在乎，现在却站在那里抹眼泪。她不知道，塔尼雅看见了她。 　　加温车厢慢慢地移动着，从半开半关的车门旁闪过齐娜依达、卫生兵和铁路员工的身影，闪过刚从这些车厢里卸下来的一堆堆炮弹，闪过打坏了的给水塔和同样是打坏了的砖砌的亭子，亭子上写着的“开水”两个字，已经模糊不清了。 　　医院里为塔尼雅作了医学文献上所谓的“初期处理”之后，她就动身到后方去了。在她左右两旁躺着的，也都是同她一样的伤员。 　　象这样乘火车她还是生平第一次。她初次负伤后。是乘飞机到大后方去的。不过乘的不是卫生部门使用的“Y—2”，而是普通飞机。她待在驾驶室里，在飞行员的背后哆嚷着。现在是她生平第一次乘飞班车，她的身边也有一个飞行员，不过是负了伤的。 　　塔尼雅俯卧着，因为这样要舒服些，可以减少背部的疼痛。她透过加温车厢半开的车门，眺望着缓慢地从旁驰过的大地。 　　这片大地忽而生气勃勃，忽而死气沉沉，忽而又生气勃勃；忽而是弹坑和挂着锈铁丝的木桩；忽而是碧绿的田野和远方的森林，以及从森林上空一直延伸到车厢顶上的暮色苍茫的天空；忽而是丢弃在路旁的烧得面目全非的车厢、被炮弹掀掉了顶的破败的路亭、烧毁的民房的烟囱；忽而又是直奔铁路而来的小烨树林，树木枝叶茂盛，就象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一样…… 　　这一切有些象她自己的生活，确切地说，有些象她对自己生活的感受。她想起来，齐娜依达收下她这封早就写好并封上了口的信时，脸上露出疑虑的神色。她想，齐娜依达会把信拆开来看的。她这样做倒并不是因为好奇，尔，她不是一个好奇的人，而是因为，她总是要想把所有的事都做得尽可能好些。而如果她拆开来看了，她可能会自作主张，认为还是不把信交给辛佐夫好，就不交给他，却不知道他已经知道这同事了。 　　塔尼雅的想象中突然浮现出这样的图景：自己又同辛佐夫在一起了，她没有负伤，她还在集团军里，他们又相会了。辛佐夫用她十分熟悉的、异常镇静的语调同她谈话——他在竭力克制自己时，总是用这种语调说话的。 　　“你为什么要把这一切都告诉我？难道不能等到我们进攻结束之后再告诉我吗？” 　　“可进攻结束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总有一天要结束的。我们不会永远进攻下去……” 　　“可我怎么能不把这些事告诉你呢？我应该告诉你的。” 　　“为什么？” 　　“那为什么只我一个人应该知道这件事？为什么我应该知道，而你却不？”——她心里对那些假想出来的他的提问是这样回答的。但她的回答并不是在同他对话，而只是个人的默想；因为即使在假想的谈话中，她也不能这样明确地回答他。她只能独自想想而已。 　　“这是说，你决心离开我了。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他问。在她假想出来的这场谈话中，他又大声地问。 　　她也同样大声地回答，语调傲慢甚至粗暴：“我打算怎么办？我要嫁人。我的合法的丈夫已经死了，而你呢，现在反正不是我的人了。”她又说了一遍：“我要嫁人。” 　　最奇怪的是：此刻，她不是把上述这番挑衅般的话仅仅当成一种假想，而是真正考虑到了这一点。她认真而又绝望地思索着，似乎这番话突然在她和辛佐夫之间筑起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这堵墙把他们互相分隔，既解救了她，也解救了辛佐夫，接着，她就闭上了眼睛，躺了几分钟，不再去看加温车厢的车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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