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96)_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九六

　　这天从早晨起，他规定的以营为单位的训练项目，是在火网掩护下冲锋。火网是由火炮和迫击炮的火力交织组成的。茨维特科夫带了团长，在营的散兵线里亲自示范，要保持多大的距离，才能安全地跟着火网前进。

　　之后，散兵线继续往前推进，茨维特科夫带着团长开始返回，打算再到另外一个营去。就在这个当儿，有人打了那该死的一炮。

　　迫击炮进行远程射击时，按规定，它的炮弹要补充装药。在连续射击时，有一颗炮弹没有发火。把炮弹从炮身里取了出来——发现不发火的原因是，在这颗炮弹放进去之前，撞针上有一块弹壳底缘的碎片。

　　撞针上的故障排除之后，迫击炮又架起来了，但是装填手心急慌忙，错拿了一颗没有补充装药的炮弹。班长看到之后，命令停止射击，大骂装填手粗心大意。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莫名其妙而又无法挽回的事情——瞄准手尼库林中士完全不按规定，自说自话地拿了一颗炮弹，开了一炮。这颗炮弹原来也没有补充装药——拿错了……弹着点非常近，散兵线中的战士倒一个也没碰着，炮弹落在他们的后面，说也凑巧，正好在茨维特科夫和团长走的地方爆炸了。团长的一只脚齐踝骨炸掉了，茨维特科夫的腹部中了七块弹片，一直昏迷不醒，死在手术台上。令人惊异的是，他居然还能活一个半小时。

　　严格地说，除了瞄准手之外，谁也没有罪。班长命令暂停射击，而去申斥那个失职的战士，这也是合情合理的。瞄准手恰恰在这个时候会突然心血来潮自说自话地去开炮，这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审问连长、班长之后，在他们的行动中没有发现构成罪行的因素，建议给予他们纪律处分，已经按此办理了。上尉连长由于连里有人开了这一炮，算他倒霉，按玩忽职守处理，由上尉降为少尉，由连长降为排长。迫击炮班班长由中士降为列兵。瞄准手也是中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问他为什么擅自开炮，他解释说，因为他想快点继续射击。再问他，怎么会没有发现那颗炮弹没有补充装药，他讲来讲去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他自己也感到奇怪，双手一摊，老是重复着一句话：“现在有什么办法！我犯了罪，我来承当。”他的神情十分沮丧。在他受审讯期间，检察员甚至有些担心他会自杀，曾命令对他进行搜查，看他身上有没有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

　　搜查他的时候，他猜到进行搜查的原因，于是就说：“你们这样怀疑我是多余的，我不是犹大，不会去上吊。我有罪，但不怕受审判！”

　　军事法庭判处：迫击炮班瞄准手尼库林中士，因擅自发射没有补充装药的炮弹，打死了副师长，打伤了团长，犯违抗军令罪，后果极其严重，应判处极刑，予以枪决。

　　听完判决之后，尼库林只是长叹一声，没有说话。假如，他说几句话，也许心里会好过些。但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军事法庭对他说明这个判决应上报集团军军委批准．尼库林中士对这句话或者是没有听到，或者是未加注意。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这样的判决早在他的意料之中。这倒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罪犯，而是因为他老想着，既然出了这样的事，把人打死了，那么自己就要准备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是应该的。

　　两天前，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报到集团军司令。担任司令这个职务的人，不可避免地要碰上许许多多必须办理的事情，其中也包括象审批军事法庭作出的死刑判决这样重大的事情。

　　幸而这种事情是难得碰上的。谢尔皮林在担任集团军司令的一年半里，只碰到过三次。前两份判决书，他毫不犹豫地批准了。第三份判决书他没有批准。退了回去。后来，这个人被改判进惩戒营，结果在战斗中牺牲了。

　　这是第四份判决书。谢年皮林看完了由军事法庭庭长和检察员签署的报告之后，没有批。把它搁在一边。他想亲自了解一下这个案子。

　　在这份判决书里，好象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而且“犯违抗军令罪”这句话，根据法律上的措词来说可能是正确的，然而不完全符合实际。违抗军令，应该是指：命令往前进，他却不往前进，反而往后跑。而这个案子里的全部罪行，是没有得到命令而开了一炮！茨维特科夫已经安葬了，葬在克里切夫市的广场上。在他的墓前，为他举行了安葬仪式：致了悼词，并用二十支步枪为他鸣枪致哀，而后，写信通知他的寡妻。所有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已经被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事情所湮没了。现在，把犯有打死茨维特科夫之罪的士兵判处死刑，好象与茨维特科夫之死没有多大关系了，因此，必须把这两者分开来看。谢尔皮林把判决书搁在一边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想到明天即将进攻，这个士兵既不是临阵脱逃的人，也不是故意伤残自己肢体的人，不能在队列前枪毙他，因为无论从这个案件本身来看，还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都没有必要这样做。恰恰相反，根据进攻前的形势需要，不应该这样做。如果简单地把判决书付诸执行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完了。而这个即将要处死的人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昨天夜晚，谢尔皮林看了给他送来的档案材料。从档案中可以了解到：打死茨维特科夫上校的罪犯彼得·费多罗维奇·尼库林中士，年三十九岁，普斯科夫人，家里有妻子、岳母和三个孩子，全家至今还在法西斯占领下的普斯科夫。他过去在普斯科夫一个货站的仓库里当工人，从里应征入伍，在战场上荣获“战功”奖章一枚，曾经三次负伤：第一次是四一年十一月在提赫文近郊，第二次是四二年七月在顿河上游，第三次是四三年三月在别尔哥罗德近郊，每次受伤后都进医院治疗，伤愈之后又回部队继续战斗。

　　原来，打死茨维特科夫的那个战士和茨维特科夫有很多相似之处；茨维特科夫今年四十岁，那个战士年纪也不轻了，茨维特科夫不止一次进过医院，每次出院之后总是重返前线，那个战士也是每次出院之后又继续参加战斗；茨维特科夫家里子女多，那个战士也是家里有老有小，只是茨维特科夫的家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疏散到后方去了。

　　看完档案去后，谢尔皮林不仅要检察员到他这儿来，而且对他说，让他把犯人也带来。把犯人带到这里来是不合规定的，他明知道不合规定，但还是命令这样做了。

　　他心里大体上已经拿定主意，不批准这份判决书。昨天看完档案之后，他甚至打了个电话给扎哈罗夫，同他商量能不能这样做。然而，毕竟还需要亲自看看这个无意杀人的罪犯，根据个人对他的印象来作出决定。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事：亲眼看到某个人之后，你心里有关他的想法会有所改变。原来是这样决定的，一下子就会改变主意。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不在自己身上试一试呢？

　　“我还是第一次和您见面，”当检察员坐下来之后，谢尔皮林说。军法中校还年轻，最多不过三十五岁。

　　“我到集团军来才十一天，司令同志。”

　　“刚来就碰上这样棘手的案子，”谢尔皮林说。“您瞧，判决书我到现在还没批。”

　　“我知道，司令同志。我们正等着呢。”

　　“等什么？等批准，还是等不批准？”

　　“等不批准，司令同志。”

　　问得开门见山，答得直截了当。显然，心里的话都脱口而出了。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判决呢？”谢尔皮林一边问，一边看着中校，中校感到他的眼睛里露出责备的神色。

　　中校不顾这种责备的目光，依然直截了当地说，

　　“当时犹豫不决，司令同志。法庭庭长和我在报告上签名的时候，都犹豫不决。不想判得这么重，但是他犯了这样的罪，不得不考虑后果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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