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71)_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七一

　　“敌人精疲力竭日，是我高奏凯歌时，”谢尔皮林用从小记得的赞美诗里的一句话来回答。

　　“最好能在明年开春之前，”父亲说。“否则，又只能靠母牛和娘儿们来耕地啦。”

　　谢尔皮林想起父亲说过干嗓子唱不出歌的话，于是打开箱子，把那瓶喝过的白兰地取了出来。

　　“我们是不是喝点酒？”

　　“有下酒的菜吗？”父亲问。

　　“没有。到那边去才有。”

　　“那就到那边去喝吧．”

　　谢尔皮林把酒瓶放回箱子里，又在桌边坐下。

　　“我们家里的生活情况，你问过副官了吗？”父亲问。

　　“他把看到的和听到的都给我讲了。”

　　“他能听到多少啊！他吃了一顿饭就去睡了，第二天又吃了一顿饭就走啦。你该象我一样，也去听听，咱们家里那些娘儿们哭得可厉害哪……”

　　于是父亲开始讲述，三个女婿的阵亡通知书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如何一张接一张地送到他们家里来的。

　　第一次接到的并不是阵亡通知书，而是小女儿写来的一封信。她嫁给一个铁路职工，从三九年起就跟他一起住在利沃夫。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她丈夫在把火车从车库里开出来的时候被打死了。她带了几个孩子逃难，在路上从塔尔诺波耳给家里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可是，看样子她没能逃出来，因为从此以后一直就没有再来过信。

　　“塔尔诺波耳在三月份就已经解放了。”

　　“我在报上看到过，”父亲说，“可是信还是没有。也许是给赶到德国去了。报上说赶去了一大批人呢！”

　　他又继续讲下去，语调平静，脸上毫无表情，仿佛他对这一切早已习惯，连想也懒得想了。

　　嫁给合作社职员的大女儿接到了一份通知书，说她那个做准尉的丈夫失踪了。通知书是战地邮局寄来的，从什么地方寄来的，却没有写明。

　　“是在俄罗斯的某一个地方，可是俄罗斯大得很哪，”父亲忽然悲痛难忍地说。“通知书正好是在基督受难周的星期六收到的，咱们就流着眼泪，天天盼着，也许，他还能找回来。我们那条街上，是有过这样一个人的。”

　　嫁给小学校长的第二个女儿，是在去年九月里收到阵亡通知书的。通知书里写得很详细：一级政治指导员是在什么地方阵亡、如何牺牲的，他的墓碑又在哪里。他就被安葬在离科马里契车站十公里的尤里耶夫卡村。

　　谢尔皮林听到这里就想，如果是在科马里契车站南面十公里，那正是他的集团军原先的防区。那么，他的妹夫过去也可能就在他的集团军里服役。但是，现在去问尤里耶夫卡村究竟是在科马里契车站南面还是北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现在提这个问题还有什么用处呢？

　　他没有问这件事，而是问妹妹是否到墓地去看过。

　　“看来你对我们的生活情况很不了解，”父亲说。“现在怎么能去呢！”

　　谢尔皮林没作声。不，对于生活情况，他了解得并不差。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扫墓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的儿子葬在什么地方，而且那里还画了一张地形图给他寄来，这张图放在他的文件夹里已经一年多了。可是他没有到墓地去看过，因为分不开身。但是，妇女们有时会做出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就这样问了一句。

　　“小女儿音信全无，大女儿天天在我们身边唉声叹气，二女儿住在离我们家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国营农场里，但也经常来哭哭啼啼……”父亲挥了一下手，继续说：“彼拉盖娅为三个女儿大哭大叫。幸好，她空闲的时间并不多。年轻的时候，她上教堂去只是为了讨几只红蛋，和娘今们闲聊一阵。现在她可成了一个虔诚的教徒啦。”

　　父亲始终没有谈到自己和自己的痛苦。他用忧郁的语调来嘲笑女人的眼泪，却把自己的痛苦隐藏了起来。在他这种嘲笑别人而忘却自己痛苦的态度中，包含着一种骄傲和力量。尽管父子俩过去彼此疏远，但在此时此刻这种骄傲和力量却突然使谢尔皮林的心跟父亲贴近了。

　　不管过去他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但现在对他来说，父亲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在整个俄罗斯，人们吃尽千辛万苦，过去和现在都终日操劳，耐心地期待着自己的儿子们，一心指望他们早晚结束这一场该死的战争，取得彻底的胜利。

　　“你自己怎么样？”谢尔皮林问。“阿纳托利对我说，你在战争爆发之后又开始工作了。”

　　“不是在战争爆发之后马上就工作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考虑：已经七十五岁了，年纪不饶人哪。可是到了冬人，男人人得一个也不剩了，我才打定主意去给人家治病……”

　　“工作很辛苦吧？

　　“嘿，难道整天躺在炕上唉声叹气就会轻松些吗？至于工作嘛——人们空着肚子，病自然也会少一些。只有外伤或皮肤病……别的病很少。生疖子的倒不少，都是身体虚弱引起的，”他回忆说。

　　“如果生这种病，那只有黄油和面包才能治好，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治呢？即使是兽医给饿坏的母牛看病，他手里也得有草料，否则怎么能把它治好呢？我虽然老了，但工作还能对付过去。我还能治病。疖子啦，脓疮啦，都能给开刀，手不会发抖。如果需要的话，我还能拔牙……你要拔吗？”

　　谢尔皮林笑了笑。父亲在他笑的时候看见他的门牙上装着钢制的齿桥，就问：“在哪儿装的？”

　　“是在我过去待过的地方装的。”

　　“现在这种齿桥即使到梁赞去也未必能装得到！牙医师说，他们没有这种材料，一点也没有……”

　　“几个外孙长得好吗？”

　　“大的一个不常见，和他娘一起在国营农场做工。快入伍了，已经十七岁啦。几个小的和我们住在一块儿……去年土豆收成很好，除留种外，还有两麻袋。还有一只母山羊，挤的奶足够冲茶吃。我不骗你，我们的生活比许多人家都好。而且，今年学校里也在尽力而为，不管是什么汤吧，但总能给孩子们每人喝上一盆。苏维埃政府对下一代总要比对行将就木的人关心。”

　　谢尔皮林一时没有听懂，但后来领会了：“他大概是抱怨退休金少。”

　　于是他问：“你的退休金有多少？”

　　父亲冷笑一声说：“如果算现金，数目挺大，维持生活足够了。可是照目前的市场价格来算，那就只能买两只多一点面包。等战争结束以后，你的退休金大概总会比我的多。”

　　“我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先得活到那一天。”

　　“战争快结束了，你会活到那一天的，”父亲说。“你们将军现在可真多啊！报上登的任何一个通报都会提到十来个将军。这些将军协助另一些将军……谁能想到你也会当上将军呢。军衔以前被认为是沙皇时代的遗物。你也不是一下子就取得军衔的……中间有过波折。”

　　“对，是有过波折，”谢尔皮林说。

　　“去年我从报上看到你当上了将军，还得到了勋章之后，一连两个星期，我把这份报纸给每个到我家来的左邻右舍看。我还带了报纸去过区执行委员会。没费任何口舌他们就批给我修屋顶用的铅皮。为什么突然把你抓了起来又突然把你放了出来？”父亲问。

　　谢尔皮林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中，使他感到奇怪的并不是为什么要把他抓起来，而是为什么要把他放出来。所以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那地方很远吗？”父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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