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45)_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四五

　　他想起塔尼雅去年对他讲过的塔什干人的生活情况，心里更加为她担忧起来：“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不来信？”他离开电报局的大厅，走进了电话总局大厅。除了打加急电报以外，他还想试试用电话传呼，让她们在塔什干的电话局里跟他通话。

　　大厅里密密层层地挤满了人；这儿的情景顿时使人想到，战争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啊！人们互相拥挤着慢慢移动，有的人站在墙边或坐在椅子、长凳和窗台上。每当扩音喇叭发出沙哑的声音，招呼人进通话间听电话的时候，人群中就有人警觉起来，但另一些人也许从昨天晚上起就已开始等候了，因而挤在一起打着瞌睡。

　　辛佐夫挤了半个钟点，才挤到窗口跟前。人家告诉他，塔什干的线路坏了，即使修复，也要到二十四点以后，也就是塔什干时间半夜三点以后，才接受新的预约。但是，在塔什干，谁会半夜三更去找她们，叫她们到电话局去接电话呢？

　　他在窗口又站了一会儿，这时人们推推搡搡地涌上来，把辛佐夫挤到了一边，他就向出口走去。

　　大厅墙上的时钟指着六点四十五分。他从军便服口袋里掏出表来，拔快了两分钟。过去他把表戴在手上，但是，现在如果把表戴在右手上，那就得用左手的假指去扣表带——实在太费事了！

　　如果仍旧把它戴在左手上，那也不方便：必须把表戴在装假指的皮带上。

　　该是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去见谢尔皮林的时候了。路上花四十分钟就够了，但应该留有余地。

　　辛佐夫把表放进口袋，记起了阿尔杰米耶夫的信，于是他取出信，看了看地址：高尔基大街四号六室，就在这儿附近，电报局的对面。

　　信封上没写姓，只有地址、电话号码和名字、父名：娜杰日达·阿历克赛耶芙娜。早先他也看过信封，但直到现在才想到为什么信封上没写姓。

　　这可能是由于她嫁给阿尔杰米耶夫后没有改姓。虽然柯赛廖夫早已死去，但是他的名字人们还记得，从西班牙战争起他就闻名了。因此，她没有改姓。而阿尔杰米耶夫出于自尊心，不愿意在信封上写别人的姓。原因很简单。

　　辛佐夫走到公用电话跟前，按信封上的号码拨了号：他决定一清早就打电话告诉她，他给她带来了丈夫的信。

　　听筒里连续响起了长长的铃声。他数到十，就挂上了听筒。也许，那边房子里的人还在睡觉呢。

　　辛佐夫到达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时间要比预计的早。他从登记处打听到了谢尔皮林中将住的大楼和病房，就穿过花园，来到大楼前，时间才八点缺一刻。在集团军司令部里，大家都知道司令总是在六点正按时起床的，但在这儿疗养期间怎么样，谁知道他……既然命令你八点钟到，就没必要早去。

　　辛佐夫在林荫道尽头的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解开军用背包，又检查了一下包里装的东西，然后重新扣好背包．心里盘算着，如要申请归队，应该今天直接跟司令谈：不会有比这更方便的机会了。

　　他看了看表——还要等十分钟。但是当他把表放回口袋时，看到谢尔皮林从大楼里走了出来。谢尔皮林身上穿着蓝色滑雪衣，脚上穿着便鞋，站在台阶上。

　　他对着太阳心满意足地眯起眼睛，一会儿手心向下，手臂向两边伸开，一会儿握紧拳头，把手弯向肩膀——他大概为自己能够做这样的动作而感到高兴。

　　后来，他张开眼睛，看见了走到他眼前、现在离他只有五步远的辛佐夫．

　　“瞧，”他几乎没有流露出半点诧异的神色，走下了台阶。

　　“司令同志……”辛佐夫按规定报告了自己的身分，说明奉谁之命来到这里，然后动手解军用背包的皮带，准备取信。

　　但谢尔皮林制止了他：“等一会儿给吧。首先得向你问好。”他用力握了握辛佐夫的手，把辛佐夫的手指捏得隐隐作痛——他开了个玩笑，借以表明他已经恢复了健康。松开手后，他自己也笑了起来。“我们就在这儿长凳上坐下吧。离开太阳很可借。你瞧，今天的太阳多好啊！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对什么都感到高兴，有时甚至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

　　谢尔皮林没戴上眼镜就看起信来，只是把信纸拿得离眼睛远一些。辛佐夫坐在司令旁边，从侧面看着他，感到他现在比在前线时显得年轻。他穿着蓝色滑雪衣，好象一个足球教练或拳击教练：人虽瘦，但筋骨结实，短上衣下面的肌肉隐约可见。

　　谢尔皮林把鲍依科的信看了一遍，扎哈罗夫的信看了两遍。看完第二遍，他皱起眉头，沉吟片刻，然后转身问辛佐夫：“有铅笔吗？”

　　辛佐夫把铅笔递给他，把军用背包放在他的膝盖上，便于司令在公文袋上签字。

　　谢尔皮林签了字，注明了签收日期和时间，然后把公文袋还给辛佐夫，信仍旧拿在自己手里。

　　“带地图吗？”

　　“带着。”

　　“那我们进小屋去，听你汇报形势。”

　　司令的“小屋”宽敞雅致，里面放着一张镀镍的床、一只镶镜子的衣橱和几把套着帆布套的椅子。房间中央是一张铺着长毛绒台布的圆桌，上面放着一叠书和一只盛水的细颈玻璃瓶。

　　谢尔皮林朝桌子摆了摆头，表示汇报用的地图应该摊在这儿，接着自己捧起书，放到窗台上。辛佐夫把细颈瓶搬到床边的小柜上，再把桌上的长毛绒台布拿掉。谢尔皮林回到桌子跟前，想动手帮他，但辛佐夫迅速地收起台布，把它一卷，搭在椅子背上。在旁观者看来用残废的手难做的活儿，对他来说实际上并不难，倒是那些谁也不会留意的小事，例如要扣上军便服右边抽口上的两颗纽扣等等，他反而感到难对付。

　　辛佐夫摊开地图，开始报告形势。他用铅笔打着淡淡的记号，以便报告完毕后能用橡皮擦掉。地图上既没有标明敌我前沿，也没有注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指挥所、后勤部队和射击阵地，凭这种地图汇报形势，需要很强的记忆力。辛佐夫力求做得尽善尽美，不出一点差错，虽然他明白，眼前对谢尔皮林来说，重要的不是射击阵地的轮廓或各指挥所的小旗，而是透过所有这一切细节逐渐呈现在他面前的另外的东西。对谢尔皮林来说，重要的是他看到他的集团军驻扎在一个狭窄的地段内，前沿只有两个师，四个师留在纵深地带，根据这些情况来判断，可以预料，方面军的主攻地段就在这儿，在他的集团军驻地内。假如他的集团军处于助攻方向，那就未必会把这么狭窄的地段划作它的驻地，井把它所属的师作这样的纵深梯次配备。

　　辛佐夫喘了一口气，用铅笔在地图上面划了一个圈，但笔尖没触及地图。这个圈子离前线约摸三十公里，包括一片树林和几个居民点。

　　“鲍依科将军命令我向您报告，有一个步兵军正开进我们这一地段，这个军已经划入我们集团军的编制。”

　　“这个情况你一开头就该说了！是哪个军？军长是谁？”谢尔皮林高兴地问。

　　从他的脸部表情看来，他听到这个军的消息非常高兴：既然又给了他一个军，那么，他的集团军将担任主攻任务，是确定无疑的了。

　　“我不知道，司令同志。”

　　“即便这样，我也得感谢你，”谢尔皮林仍旧高兴地说。“把地图折起来留给我。”

　　辛佐夫折好地图，从军用背包里取出战地记事册。

　　“请签字，司令同志。”

　　谢尔皮林签了字，把铅笔扔在桌子上，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仿佛他不知道现在自己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打发站在他面前的辛佐夫。后来，他停住脚步，问道：“你吃过早饭吗？可别说谎！”

　　他听到辛佐夫还没吃早饭，就说，别的不能保证，但可以请他吃乳酪和麦米粥。其他问题，待吃饱了肚子后再说。

　　“走吧。不过先让我拿条毛巾，吃过早饭我马上得去治疗，你在花园里待一会儿，好好思考一番，问题多着呢！”

　　他从床架上取了毛巾，把它搭在肩膀上，问道：“你来莫斯科还有其他附带任务吗？他们不可能不给！鲍依科将军不是那种人……”

　　辛佐夫没来得及回答，门打开了。一个身穿白罩衫的高高的女人——大概是医生——走了进来。她象首长对下级一样，严厉地问谢尔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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