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37)_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三七

　　“是这样。要是你同意去七处，你就不会同我打交道，而去同德国佬打交道了。”

　　“怎么，是不是还要我考虑一下，跟谁打交道轻松些？”

　　伊林又问辛佐夫，库兹米奇病了将近一年，怎么还能回到他们这个集团军里来，并且担任副司令的职务？

　　但是，辛佐夫自己也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作战处里传说，库兹米奇写了一封信给谢尔皮林，请他为自己在集团军里找个位置，后来是谢尔皮林本人请他担任这个职务的。

　　“担任这一工作未免嫌老了，”伊林说。“五十八岁啦。”

　　“要是把你的年龄跟他的加起来，再平分一下就好了，”扎瓦里欣说。“恰好是军人的成熟年龄。”

　　“去你的，”伊林挥了挥手。“我说的是正经话。假如这个职务是需要的，那么他担任这一职务嫌老了。假如并不需要，为什么要因人设事呢？”

　　“你怎么找起他的岔子来了？”扎瓦里欣说。“你不是自己说过，他指挥师的时候是一个挺好的老头儿吗？”

　　“我现在又没说他是个蠢材。我说他老了。他离开我们这儿时是怎样从长凳上站起来的，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那又怎么样呢？”

　　“这么说来，你还是没有看出来。我可看出来了。经过三次战争以后，他的身体就象一块块拼凑起来似的。”

　　伊林说这话时，表露了他那刚强的性格对库兹米奇所能怀有的最大限度的同情。但是，与此同时，也表现出他年轻气盛。他不能容忍一个在他看来已经把毕生精力消耗殆尽的人重返前线，而且还担任这样的职务。难道在整个集团军里就找不到一个年轻点的人来担任这一职务吗？……

　　“待战争结束以后，”扎瓦里欣预先露出了笑容，表示他要说的是一句笑话。“有朝一日，等我们的柯里亚担任了集团军司令或者更高的职务，他立刻会把比他年纪大的部下统统撤换，让他们退役。只把比他年纪轻的人留下。”

　　“等我当上了集团军司令，我的头脑会比现在聪明些，你以为不可能吗？”伊林笑了笑说。

　　“是否会聪明些，我不得而知，”扎瓦里欣仍旧面带笑容说。“你的头脑是正常的。然而，职务的升迁会改变人的心理状态，这也许是对的……”

　　这时有人送来肉饼子和茶。这人不是伊万·阿甫杰伊奇，而是另一个士兵。他年纪很轻，身体健壮，军服上紧紧地绷着一件白色的炊事员短上衣。他把东西端了进来，放在桌上。

　　“他身体很强壮，干这种活儿不合适，”士兵出去后，辛佐夫指出。“应该让这种人去扛‘德什卡’机枪！”

　　他所以这么说，是由于他早就对那些留在指挥机关围着首长转，并且吃得胖胖的年轻传令兵感到厌恶了。在营部或连部，那又当别论；在那儿，眼下是传今兵，一分钟以后就是自动枪手了。

　　“需要的时候，我们会调他到火线去的，”伊林说。“这位丘贡诺夫怎么还不来？他平时不是这样拖拖拉拉的。”

　　伊林摇了摇电话机的摇手柄，通过通信兵找寻丘贡诺夫。在他原先待过的那个营里没有找到他。原来，他到另一个营里去了。

　　“要是那儿也不在，那就是在路上了，”伊林没放下听筒，说。

　　然而，丘贡诺夫并不在路上，他恰好在这另一个营里。

　　“瓦西里·阿历克赛耶维奇，你躲到哪儿去了？”伊林同丘贡诺夫接通电话后问，但是丘贡诺夫在线路另一头说的话使他睑色骤变。“你讲吧，”他说。“在什么时候？……抬出来了吗？……”

　　他连连应着“对，对”，表示赞同丘贡诺夫在那个营里采取的行动，最后他说：“我准许你留下，”随即搁上听筒，睑色仍旧没有恢复常态，接着他看了辛佐夫一眼，仿佛刚看到他在这儿似的。

　　“对不起，忘了代你向他问好。”

　　然后，他转身对扎瓦里欣说：

　　“马克西缅科被打死了。”

　　“什么时候？”

　　“傍晚。丘贡诺夫说：二十一点左右听到枪声，二十一点四十五分有人爬过去换班——他已被打死，躺在那儿。子弹从左眼进去，右耳根出来。”

　　辛佐夫听了进一步的说明，了解到出事的是伊林今天提到过的一个狙击手。最近两周内，他不仅击毙了好几名德国人，而且还发现了德军防线上过去我们疏忽了的某些细节。辛佐夫在营里时，伊林由于没能直接询问马克西缅科而感到遗憾，因为马克西缅科正好在狙击点里值班。

　　可是，现在这个马克西缅科被德国狙击手打死了。丘贡诺夫打算趁黑夜偷偷地把观察哨移到前沿外面，明晨从几个点测定德国人的位置。

　　伊林向扎瓦里欣说明了这次死亡事件的经过悄况以及丘贡诺夫留在营里的原因，讲完以后就默不作声了。

　　事情已经过去，但这里仍旧笼罩着死神的阴影。

　　它，这个死神，现在就在这儿，在这三个活人坐右的桌子跟前游荡。他们中间有两个人认识死者，第三个人不认识。但是，问题不在于认识与否，而在于人是在什么时刻被打死的。

　　战争中有不同的日子。在有些日子里，连续的大量伤亡，使人们神经麻痹，感觉失灵，直至清醒过来以后，才会慢慢地意识到他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重新一个一个地回忆已经不在人世的那些人。

　　在另一些日子里，人们等待着进攻，并且象又常一样，希望在这次进攻中尽量减少伤亡，虽然他们事先就知道有许多人免不了要被打死。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不愿意，也不要求推迟终究要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一切。

　　然而，在战争中也有沉寂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暂时恢复了原来正常的人的感觉，因此在他们重新听到“人被打死了”这样的话时，似乎又开始意识到一个人突然被打死意味着什么！原先平静无事，他活着，可是后来他突然被打死了，现在得把这个在一两个小时以前还好好地活着、不愿意死也不准备死的人埋到地下去……

　　此刻，伊林、扎瓦里欣和辛佐夫之间并没谈论这些，但正是死神的突然降临所引起的这种感触，使他们默默地坐在饭桌边，半晌无言可说。

　　“有几天没写阵亡通知书了？”辛佐夫问。

　　“六天没写过一份阵亡通知书，”扎瓦里欣说。“有受伤的，但阵亡通知书一份也没写过。不过，有过一个，庶务连的，是得化脓性阑尾炎死的。他忍着痛没说，等到送医院时，已经变成腹膜炎了。”

　　“阵亡通知书上是怎么写的？”

　　“写了‘死亡’，”伊林说。“在作战部队执行勤务时死的，同样发给抚恤金。这是法令规定的。”

　　“是啊，在战争中也有不少人并非在战斗中死去的……塔尼雅那个时候也可能死于伤寒症……”

　　辛佐夫又不安地想起，为什么她的三角形的信上打的邮戳是“阿雷斯”……

　　这时，伊林和扎瓦里欣谈到，应该打个电话报告师部，并再一次呈请授予马克西缅科“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哪怕是死后追授也好！以后他们可以把勋章作为特种邮件，按通信地址寄出，通过兵役委员会转交死者家属……

　　“不过，”伊林突然怀疑起来，“他是从西乌克兰来的，他的家乡好象还没解放，我记不太清楚了。”

　　“他不是西乌克兰人，”扎瓦里欣说，“他是卡梅涅茨——波多尔斯克地区人，他的家乡在开春时就解放了。他已经收到过那儿寄来的信，一星期以前他跟我说起过。”

　　“既然解放了，那么兵役委员会就会恢复工作，”伊林说。“蒂拉斯波—一我在那儿开始打仗的城市，也早已解放。这些城市都在那边，都在南方！可是在这儿，在我们面前，还有整个白俄罗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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