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3)_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三

　　而谢尔皮林一边走，一边在思索自己和皮金的事：“我信任过他，而且现在仍旧信任他——这是对的。至于我接管了集团军以后马上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当作战处长，这确实是过于性急了。由于参谋长是新来的，自己对他不熟悉，想在他身边安插一个自己人，这是我的偏心，更确切地说，是我的弱点，事后终于使我懊悔不已。皮金担任工程师的工作倒是合适的，而调到作战处来，这样的规模未免使他穷于应付，何况哈尔科夫城郊的局势又是以外的严重。他由于自己疏忽，没有即使把撤退的命令通知两个师，后来联系中断，就自己要求飞去，亲自去挽救局势。”谢尔皮林同意了这个要求，结果却给自己添了麻烦。

　　后来有人想把这件事算在他的帐上。然而结果通报里甚至连责备他的话都没有。谢尔皮林至今还没有彻底弄明白其中的缘故。军事委员扎哈罗慎照例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曾向方面军司令部打了报告，说明自己的看法，这当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光有他帮忙还不够。多半是——谢尔皮林已经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一点——这件事情报告到最高当局，斯大林考虑到，他不久以前才把谢尔皮林提升为集团军司令，因此，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不同意马上把谢尔皮林撤下来。至于有人建议撤消谢尔皮林的职务，那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件事上，谢尔皮林要负担很大的责任。单以他对皮金的信任为由，并不能推卸责任自己的责任。可是除了这种信任以外，又没有任何旁的证据。

　　“你还记得巴拉班诺夫吗？”巴久克突然问。

　　“记得，”谢尔皮林抬起头来朝他看了一眼说。

　　他感到巴久克的问话中带着挑衅的意味。可他错了，巴久克不过是想起了巴拉班诺夫这个人也曾经给自己添过麻烦，正象皮金给谢尔皮林添过麻烦一样，虽然两人的情况并不一样。

　　“去年夏天他出院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请求我原谅他过去的荒唐。他知道我的脾气，知道我会重新收留他的。”

　　“你收留了没有？”

　　“收留了。他低声下气地到前线来见我，成了上尉，由于企图自杀，降了两级。可现在又是少校了。”

　　“在当副官吗？”

　　“当副官。他要求到侦察队去，可是我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搞熟了嘛。要知道，没有他在身边，我感到无聊。他当副官倒是挺出色的。”

　　“不错，”谢尔皮林说，“假如你当初不是硬要我派他当团长，那么你也不会感到无聊，他也不至于自杀。”

　　巴久克把谢尔皮林仔细端详了一下，仿佛在他脸上突然看到了一种早已忘怀的东西：“嗯，我看，对你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们在背后说我什么来着，说我性情暴躁，甚至什么出口伤人，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不错，我性情暴躁，但不念旧恶。可你呢，外表和气，手段可厉害呢。谁要是妨碍了你，你是决不肯罢休的。”

　　“他妨碍的不是我，伊凡·卡比顿诺维奇，而是事业。”谢尔皮林用巴久克熟悉的那种平静得吓人的声调说，这就是巴久克所指的“外表和气”。“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承认，他不能当团长吗？”

　　“可以说不能，也可以说能！只要不喝酒，就能。他已经有十个月滴酒未沾了。”

　　“这样说来，现在甚至可以派他当师长了，”谢尔皮林笑了起来，他用笑来减轻所说的话的分量。

　　“你怎么样，照旧喝一点，还是健康不允许？”巴久克问。

　　“车祸以后，我戒酒了。医生说，终究受过脑震荡。在这以前，还保持着原有的量。晚上在最后一个文件上签了字，临睡前喝上那么半杯。”

　　“懂得厉害吗？”

　　“我不记得了。据说，甩出去大约五公尺才着地的。”

　　“我不喜欢这种吉普车，”巴久克说。“没有它不行，可是不喜欢。这种车子太危险，听说，我的前任坐了吉普车到前沿阵地，车了开过了头，到了德国鬼子那边——被德国佬用机枪迎头扫射！”

　　“我看，这跟吉普车没有关系，”谢尔皮林表示不同意。

　　“怎么没有关系？”巴久克说。“开得这样快，警卫人员都跟不上。听说，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但这件事可做得没有头脑。连忙后退，可已经完了！胸部中了十二颗子弹。就这样，他去了，我来了。我和他留下的原班人马一起作战。一个也没有调动。……在那里，在塔夫利雅和克里木有一种牛乳酒味道很好。早在国内战争的时候我就尝过。我一到集团军里，马上就要他们早晨和晚上都送牛乳酒来。”

　　谢尔皮林微微一笑。他回想起在军事委员会的食堂里，不管怎么样，总要给巴久克准备一份酸牛奶。他很少喝酒，只是在兴致好的时候喝一点儿。而且即使喝过了酒，晚上仍旧要喝一杯自制的酸牛奶。

　　在打仗的时候，每逢巴久克大发雷霆，许多人都以为事出有因，他不会无缘无故冒火的；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原因，巴久克之所以要大叫大嚷地发脾气，是出于一种长期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这样对事业有利。

　　“嗯，”谢尔皮林心里想，“我倒想看看他现在在前线是怎么一副样子。他究竟改变了多少，改变在什么地方？用粗话骂人现在越来越行不通了。秩序越是正常，借故骂人的机会也就越少，而且官兵们比过去更加强烈地反对这一点，因为仗打得越久，他们心中的负咎感就越少，自豪感就越强。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现在打仗打得出色多了。”

　　巴久克仿佛顺着谢尔皮林的思路，说出了实际上相同的话。

　　“我们还在克里木的时候，有时向草原一瞥，就能看见遍地都是没有掩埋的白骨——是四一年留在那儿的。只要你一回想起我们经受过的一切遭遇，就会对人们的忍耐力惊异不止：那时候他们究竟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也会对自己的忍耐力惊异不止：你经受了这一切之后，怎么还会活着？看着这些白骨，心里就会想：那时候由于这儿退却，那儿失守，谁没有骂过他们——这些可怜的人儿，谁又没有骂过自己！……而现在呢，巴不得能使他们起死回生，把他们拥抱在怀里，可是他们在哪儿呢，……我昨天到过莫斯科，有人对我讲到新的教学制度：从今年秋季起学校里将实行男女分校制。你听说过吗？”

　　“好象有这么回事，”谢尔皮林说。

　　他已经听到过这种男女分校的制度，他认为如果男孩子和女孩子分开学习；这对于应征前的军事训练是有好处的，也就是说对军队是有好处的。四一年的创痛记忆犹新：那时有多少人直接从学校应征入伍，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然而他们都没有经过训练，对打仗一窍不通，简直可恨！

　　“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巴久克问。

　　“我赞成这个决定。”

　　“是的，这些年轻人，”巴久克说，“在战争初期他们使我们吃了不少苦。”

　　“应该说我们使他们吃了不少苦吧？”谢尔皮林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说出这句话，突然发问，而在这以前，他似乎也是和巴久克一样想的。

　　“上将同志，您该去透视了。您要迟到啦！”

　　他们两人都转过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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