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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阿迪克斯似乎又想到了另一问题,但他一转念便说道:“想听听,其他的伤处怎样?”塔特先生在作回答的同时,阿迪克斯转过去看着汤姆·鲁宾逊,仿佛在说这是他们不曾料到的。

  “她胳膊上也有伤,还给我看了脖子。喉咙上有明显的手指印……”

  “整个脖子都是,还是在脖子后面?”

  “我说是整个脖子,芬奇先生。”

  “你这么说?”

  “是的,先生,她的脖子很细,谁都可以把它整个儿掐住……”

  “只请你回答是还是不是,司法官。”阿迪克斯冷冷地说。塔特先生不吭气了。

  阿迪克斯坐下,向巡回法务官点点头,巡回法务官又向法官摇摇头,法官又向塔特先生点点头,塔特先生僵硬地站起身,走下了证人席。

  在我们底下,一个个脑袋在转动,脚擦着地板,怀里的婴儿移到了肩头,还有几个孩子蹦出了审判厅。身后的黑人们轻声地谈论着什么;迪尔正在问赛克斯牧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牧师说不知道。直到目前,气氛还极为沉闷:谁也没有高声怒喝,双方的律师还没有争辩,没有戏剧性的情节,似乎使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非常失望。阿迪克斯处事平和,好象牵涉到的是一件有关所有权的纠纷。他用那可以平息海潮的本事,把一件强奸案的审判弄得和布道一样乏味。陈威士忌酒和谷场的气味,睡眼惺忪和面色阴沉的人,夜空里那个“芬奇先生?他们走了吗?”的沙哑声——这一切留在我脑子里的恐惧通通消失了。黎明赶走了梦魇,到头来一切都会好的。

  象泰勒法官一样,所有的旁听者都松弛下来,只有杰姆例外。他使劲拧着嘴,半笑不笑,好象在思索着什么,两个眼珠滴溜溜四处转,还说了一些核对证据一类的事。我敢肯定,他是在表现自己。

  “罗伯特·依·尤厄尔!”

  听到书记官低沉的声音,一个矮小但神气十足的人站了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上了证人席。他听到念自己的名字,脖子后面都红了起来。他转身宣哲时,我们看到他的脸也和脖子一样红。我们还看到,他与他的同族人毫无相似之处。额头上一蓬刚洗过的头发东一束西一束地竖着;发亮的鼻子又细又尖;说不上有什么下巴——下巴好象是他皱巴巴的脖子的一部分。

  “……我说实话。”他自傲地说。

  和梅科姆同样大小的镇子都有象尤厄尔这样的家族。经济动荡改变不了他们的地位——不管繁荣还是萧条,他们都象客人一样住在县里。没有哪位监督逃学的职员能使他们那一群孩子呆在学校,没有哪位负责公共卫生的官员能使他们去掉那些天生的毛病,对他们那些污秽的环境所引起的特有的各种寄生虫和疾病,谁都毫无办法。

  梅科姆镇上尤厄尔家的人住在垃圾堆后一个小屋里,从前那里边住的是黑人。这小屋的木板墙上又钉上了波纹铁片,顶上加盖了锤平了的锡罐头皮,只能从整个轮廓看出原来设计的模样:方方正正,四问很小的房间通向一个狭长的厅堂,整个屋子歪斜在四块形状不规则的石灰石上。墙上的空洞就是窗子,到夏天得用一块包干酪的布遮上,以防御那些在梅科姆垃圾堆上大吃大喝的害虫。

  这些害虫的时运不佳了,因为尤厄尔家每天都到垃圾堆上彻底翻找一番,他们的劳动所得中那些不能吃的东西使这小屋四周看上去象是一个精神错乱的孩子的游戏室:拼凑成栅栏的是一些树干、扫帚柄、工具把,上头全装着生锈的榔头、歪齿的耙头,还有铁铲、斧头、锄头等等,都被带刺的铁丝缠在一起。其中有一辆T型号的福特牌汽车(停在修理槽上),一把被扔掉的牙科手术椅,一个旧冰箱。那些旧鞋子、破收音机、画框子和水果坛子等等,只能算是附带的小件。几只瘦得可怜的黄毛鸡在赢下兴冲冲地觅食。

  不过,院子里有一个角落倒叫人迷惑不解。沿着栅栏,有六只破损的搪瓷污水桶排成一列,里面种着红色的天竺葵,精心照料得象莫迫·阿特金森小姐的那样,如果她肯降低身分栽一株天竺葵的话。人们说那是梅耶拉·尤厄尔的花。

  没人能十分肯定这地方究竟有多少孩子,有人说六个,有人说九个。不管谁从窗前走过,总能看见几张脏脸挤在窗口。除了在圣诞节教堂给穷人家送节日食品篮子,或是镇长要求我们帮助送垃圾的人把我们自己家的圣诞树和废物送到垃圾场去时,在平日谁都没有必要从那儿经过。

  去年圣诞节,阿迪克斯遵照镇长要求,自己去倒垃圾时,把我们也带去了。从公路开始,一条泥巴路经过垃圾场通到离尤厄尔家五百码远的一个小的黑人住宅区。回家时,要么退到公路上,要么就得走完整段泥巴路再弯回来。大多数人都愿在黑人家的前院里拐弯回去。霜期的十二月黄昏,他们的小屋看起来整洁舒适,淡淡的青烟从烟囱里冒出来,门道里看得见炉火的琥珀色光焰,到处扩散着炒鸡、炒羊肉的香味。那种气味和薄暮的空气一样清新。我和杰姆发现锅里有松鼠,不过,一般只有象阿迪克斯那样的老乡下人才能分辨出负鼠和兔子。在回去的路上经过尤厄尔住的地方时,这些香味没有了。

  证人席上那个矮小的人与他邻近的黑人的唯一区别是,他的皮肤若放在很热的水里用碱性肥皂擦洗,就会是白的。

  “罗伯特·尤厄尔先生吗?”吉尔默先生问。

  “是我,长官。”

  吉尔默先生的背微微一伸,连我都替他感到难过。我现在也许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一些为好。我早听说,律师们的孩子看到自己的爸爸在审判时激烈争辩,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把对方的辩护人看成他们父亲的死敌,他们很感痛苦。但是看到刚一休庭,他们的父亲就跟他的对手们手挽手一道走出来时,他们便惊讶起来。我和杰姆却不是这样。不管爸爸是输了还是赢了,我们都一样坦然。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不能提供任何戏剧性的东西,就是提供了也不会是逼真的。不过,我们肴得出争辩的激烈程度什么时候超过了职业范围。但是,这是从其他律师的争辩中看出来的,我们的爸爸却不这么干。我从没听见过阿迪克斯提高嗓门,除非听话的是一个耳聋的证人。现在,吉尔默先生只是在履行他的职务,正如阿迪克斯也在履行职务一样。而且尤厄尔是吉尔默先生的证人,他无论如何没有必要对他粗暴无礼。

  接下来的问题是:“你是梅耶拉·尤厄尔的爸爸吗?”

  回答是:“呃,要是我不是的话,那我什么事也不能干了,她妈早死了。”

  泰勒法官坐不住了,他在转椅里慢慢转过身,很和气地望着这个证人。“您是梅耶拉·尤厄尔的父亲吗?”他问了声,问话的口气使我们下面的笑声猛然停住了。

  “是的,先生。”尤厄尔先生这次答得很温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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