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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不,最好等他们先进去,如果阿迪克斯看见了我们,他也许会不高兴的,”杰姆说。

  梅科姆法院的建筑,在某个方面使人多少联想到阿灵顿地区的建筑:南端屋顶不重,因此支撑它的水泥柱子就显得太粗笨了。原来的法院在1856年被火烧了以后,只剩下了这些柱子。围绕这些柱子又重修了法院。更确切些说,是撇开它们修的。要不是南面的走廊,梅科姆县法院便属于早期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站在北面看去,眼里是一片悦目的景象。从另一边看就不同了,一排古希腊式酌大柱子和一个巨大的十九世纪的钟楼很不协调,钟楼里有一日生了锈的报时不准的钟,这叫人想起一个决心要把每一件古物保留下来的民族。

  到审封厅,要经过二楼好几个不同类别的办公室。那些房间小得象鸽子笼一样,又见不到阳光。估税官、收税官、县书记官、县法务官、巡回录事、遗嘱法官等等,都生活在这些阴冷昏暗的小房洞里,里头一股陈腐的文件味,跟年代很久的潮湿的永门汀和陈尿的气味混在一起。白天也得开灯,粗糙不平的地板上终年覆盖着一层灰。这些办公事的人是这种环境的产物;他们身材矮小,面色灰白,似乎没有吹过风,也没有晒过太阳,

  我们早就想到了会有不少人,可没想到在一楼通大厅的过道上会有这么多的人。我跟杰姆和迪尔给冲散了,但我仍然一直朝楼梯井方向挤过去,因为我知道杰姆最终会来找我。我发现自己到了“闲人俱乐部”那伙人中间,便尽量地让自己不引人注目。这是一伙穿着白衬衣、咔叽裤,用吊袜带的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一辈子什么也没干,到了暮年,还是终日坐在广场的橡树底下的松木条凳上无所事事。阿迪克斯说他们由于留心法院事务,长年观察,所以和首席法官一样精通法律。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法院唯一的旁听者。今天,他们安逸的旁听受到干扰,显得很扫兴。他们在说着什么,装腔作势曲,但又故意显得漫不经心。他们谈的是我爸爸。

  “……自认为他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事。”一个人说道。

  “啊,啊,我可不那么说,”另一个在讲,“阿迪克斯是个钻研书本的人,钻得很深。”

  “他书倒是读的,但也不过如此而已。”好几个人一齐偷偷笑了起来。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比利,”第三个人说。“你知道吗?法院指派他为这黑鬼辩护。”

  “知道,不过阿迪克斯却想帮他打赢这场官司,我对这点就是不喜欢。”

  这可真是新闻,是对事实可以作出不同解释的新闻。阿迪克斯只能这样做,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使我奇怪的是,他一点也没对我们说过这事。他要是说了,我们就能在许多场合用这点为他和我们自己辩护。他不能不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这样做,既然不能不这样做,那就可以免除许多争吵和许多议论了。但是,这能代表镇上人的看法吗?法院指派他为辩护律师,他想把官司打赢,而这点又正是他们不喜欢他的地方。这真使我们弄不明白。

  等到白人都上了楼以后,黑人才开始往里边走。“喂,喂,慢一点,”俱乐部韵一个成员说着,一边举起手杖。“别一下全挤上去,等会儿。”

  这些人关节僵硬地往上爬,正碰到迪尔和杰姆下楼来找我。他们从人群中挤过来,杰姆喊着,“斯各特,赶快,没有坐位了。我们只好站着了。”

  “看,这下多糟,”杰姆不高兴地说。这时黑人正往上涌。杰姆还说,走在前头的几个老先生会把能站的地方也占得差不多的。我们倒了霉,而这全得怪我。我们靠墙站着,很不舒服。

  “你们能挤进来吗?”

  赛克斯牧师从上往下看着我们,黑帽子拿在手中。

  “您好,牧师,”杰姆说,“瞧,斯备特把我们弄得多倒霉。”

  “这样吧,我去看看能不能想点办法。”

  赛克斯牧师挤上楼,不多久又回来了。“楼下没一个空位。看这样行不行,跟我一起到楼厅看台上去。”

  “那当然好,”杰姆说。我们兴冲冲地走在牧师前面,到了审判厅,接着上了一道有顶盖的楼梯,在一个门口等了一会。赛克斯牧师气喘吁吁地来到我们身后,他小心地领我们穿过楼厅看台上的黑人。有四个人站起来,把他们在前排的位子让给了我们。

  这专给黑人的楼厅看台环绕在审判厅的三面墙上,就象二楼上的走廊。从这里看下去,什么都在我们眼里。

  陪审团靠左坐着,头上是一排高大的窗子。这些人皮肤晒得很黑。个子瘦长,看上去都是农民。不过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镇里的人很少坐在陪审席上的,他们要么名字被删去,要么便自己找借口不出席。陪审团里有一两个人有点儿象是打扮了一番的坎宁安家族里的人。此刻,他们正警觉地、笔挺地坐着。

  巡回法务官和另一个人,阿迪克斯和汤姆·鲁宾逊,分别背对我们坐在桌子前。巡回法务官的桌子上有一本褐色封皮的书和几本黄色便条簿,阿迪克斯的桌上什么也没有。

  一道栏杆隔开了旁听者,栏杆里证人坐在牛皮椅上,背朝我们。

  泰勒法官坐在审判席上,象是一条在打磕睡的老鲨鱼,他前面是条跟鲨鱼同游的舟鲡,在下边飞快地写着什么。泰勒法官看上去同我见过的大多数法官一样,亲切和蔼,头发灰白,面色微红。他审判时随便得惊人——他有时抬起两脚,用小刀剔干净指甲缝。在冗长的听审中,他给人留下在打盹的假象,特别是吃过饭以后。有一次,一个律师故意将桌子上的一堆书推下地板来惊醒他。泰勒法官连眼皮也没抬,低沉地说:“惠特刺先生,你要再那样干,就罚你一百美元。”这以后,谁也不上这种假象的当了。他精通法律,尽管审判时显得漫不经心,但实际上对手中的任何事件都抓得很紧。

  只有那么一次,人们看见他在公开审判时弄得毫无办法。那次是坎宁安家族的人难住了他。萨勒姆是他们扎根落脚的地方,最初两个家族分占两个地方。但不幸的是,两家的姓都一样。坎宁安家族的人跟康宁安家族的人长期结亲,直到后来两家人韵姓的拼法变得毫无实际意义。有一次,坎宁安家族的一个人同康宁安家族的一个人为土地所有权争了起来,告到法院,这名字的拼法才有了作用。在这一类性质的纠纷中,吉姆斯·坎宁安声称,他妈妈在契约等文件上签字都写的是坎宁安,但她确实是康宁安家族的人。她拼不准单词,很少看书,而且,有时夜里坐在前门走廊上,呆呆地望着远处。听了九个钟头的有关萨勒姆居民的怪癖后,泰勒法官说法院不再受理这一诉讼。人们间他这有什么法律根据,他说:“包办诉讼的纵容罪。”并且宣布他渴望这些诉讼当事人因为各人都享受了公开发言权而心满意足了。的确是这样,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切便是这个。

  泰勒法官有个挺有趣的习惯。他允许在审判厅内抽烟,自己却不抽。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你走运的话,可以有幸看到他把一支长雪茄烟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这支没点燃的雪茄会一点一点地消失掉,几个小时后,也变成干瘪溜滑的一团吐出来,精华全吸掉了,与泰勒法官的唾液混在一起。

  证人席在泰勒法官的右边,我们在位子上坐下时,赫克·塔特先生已经坐在证人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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